【前言】

Q:閱讀這本書的契機是什麼?

因為我讀到坂本真一正在連載中的漫畫作品《イノサン》(暫譯:純真的人)(集英社),主角是夏爾‧亨利‧桑松,在法國大革命時期用吉約坦斷頭鍘砍下了近三千個頭顱而名噪一時的桑松四世。

既然是歷史上真實存在的人物,我決定先閱讀相關的歷史資料再回頭閱讀漫畫,剛好看到有人提到《劊子手世家》,這本書包括了第一代桑松到第六代桑松的生活經歷、法國歷史的政權變動,以及劊子手(死刑執行人)這個職業的不幸。

我去圖書館借書回來閱讀,沒有我想像中的艱澀,筆者使用類似「說書人」的方式述說歷史,而且我喜歡這種像是歷史課本的敘述方式,所以我給了推薦。

雖然都是很普通的在述說歷史,但想到那些文字背後所隱藏的意涵,難免讓人毛骨悚然。在閱讀某些段落的時候,我都飛快地讀過去,不敢多做停留也不敢想像那些事情,但眼淚還是會不小心掉出來。

然後,我忍不住邊讀邊把一些我覺得重要的段落給打字紀錄起來了......(揮汗)

 

 

【小說書目資訊】

書名:劊子手世家

原文:Bourreaux de pere en fils : les sanson, 1688-1847

作者:貝納爾‧勒歇爾博尼埃(Bernard LECHERBONNIER)

譯者:張丹彤、張放

出版社:麥田│書目資訊     

 

 

【故事簡介】(摘自書底)

「先生們,對我的所有指控都是無中生有。
   我希望我潑灑的血能讓法國人民更加幸福。」
── 路易十六

《劊子手世家》是一部史書,
它以一種特殊視角反映了法國大革命的本質和真相;
其次,它更是一部刑罰史,
反映了法國中世紀以來刑罰與刑具的演變和興衰;
再次,它也不啻為十八世紀至十九世紀活脫脫的巴黎市井圖,
充分展現十八世紀末巴黎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的全景。

作者貝納爾‧勒歇爾博尼埃從歷史學家的角度,
以桑松家族六代人的生活經歷為主線,
為我們展現的不僅僅是這個家族和劊子手這個職業的不幸,
更重要的是,透過這些歷史見證人的目光,
反映法國十七世紀末到十九世紀中期這段歷史中所發生的重大事件:
王權的殞落、啟蒙思想的醞釀和興起、
大革命的爆發、紅色和白色恐怖時期、帝國的創立和滅亡......
這段歷史既跌宕複雜、波瀾壯闊,又充滿了激蕩瘋狂、腥風血雨,
給後人留下了諸多耐人尋味的話題和慘痛的歷史教訓。

 

 

【書皮內頁上的文字】

漫步巴黎城,「每走一步,就是一種新氣象,
要麼是奢華的奢侈品,要麼是讓人噁心的汙穢。
你不得不把巴黎當作是世界上最神奇又最骯髒、最芳香又最惡臭的城市」。
今人只是知道「巴黎是香水和時尚之都,是最具魅力的花花世界」。
有誰會想到巴黎的歷史中曾有這麼不堪入目、不堪入耳、不堪入鼻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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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大革命以後,法國先後經歷了

法蘭西第一共和國(1792年9月22日~1804年5月18日)、

法蘭西第一帝國(1804年5月18日~1814年4月6日)、

第一次復辟王朝(1814年4月~1815年3月)、百日王朝(1815年)、

第二次復辟王朝(1815年7月8日~1830年8月7日)、

七月王朝(1830年8月9日~1848年2月24日)、

法蘭西第二共和國(1848年2月25日~1852年12月2日)、

法蘭西第二帝國(1852年12月2日~1870年9月4日)、

法蘭西第三共和國(1870年9月4日~1940年6月22日)......

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在這近一百五十年的歷史當中

發生了如此多的政權更替和反覆。

(上述整理自譯者序)

 

【心得】

我去圖書館借書的時候,覺得莫名緊張,好像自己在做什麼邪惡的事情......(想太多了!!)

我本來以為這本書會讓人毛骨悚然、恐怖驚悚之類的......我錯了!

這本書其實是一本史書,講述法國的歷史,以桑松家族為主角,他們經歷的那個時代,法國的政權、司法、審判、案件、不公平的社會現象等等。

雖然說桑松家族是主角,但其實整本書有 70 % 都是在講法國的政治歷史和刑罰史,政治上的變動,革命法庭的組成,審判案件的草率......看得讓人心驚肉跳Q_Q

 

我很喜歡這種像是歷史課本一樣的寫法,從客觀的角度,述說著法國歷史的演進,在某些段落會停下來,抽出幾個具有代表性的事件,詳細說明事件經過,並引用各種史料輔助說明,真的是非常精彩的一本書!

法國的政治真的是錯綜複雜,而且人名也很難記(我最大的弱點就是不擅長記人名),作者的論述很清楚,所以我覺得作者很厲害!這本小說用很平易的文字述說著政權的變動、利益關係,分成哪幾個派別,他們又如何策劃奪權等等,條理分明、脈絡清楚,又有一點像在說故事一樣,因為主角是桑松家族,所以對於法國政治的部分都是以桑松家族的人有參與到的時期進行詳述,而且使用相關的事件,加深讀者的印象,並適時地用說書人的口吻,抽離故事的情境,點出當時的種種社會現象。

舉個例子:

可以發現,在這些國家大事中,盡管有些事件威脅到攝政王甚至小國王的生命,可那些罪犯往往躲在貴族豁免權這座高牆後,而普通人只要落到了員警的手裡,就會遭到最嚴酷的懲罰,打死、絞死、受車輪刑而死。法律面前的不平等一代不如一代,尤其是貴族階層,他們為了追求快樂而無視到德,而嚴峻的刑罰卻被強加給普通百姓。(p.68)

然後,作者用了一大段篇幅(p.68~79)述說著他們審判平民的理由,並用許多種事件輔佐說明「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這樣的不平等待遇,以及,「金色罪行」(特指貴族犯罪)相關的事件。

就是在這種「金色罪行」的背景之下,幾個世紀以來,高傲的王親國戚們過著腐敗而墮落的生活。但當時發生過一件影響重大而又有象徵意義的事情──雷恩伯爵事件。這事法國刑事犯罪史上的一個標誌性事件,因為一個有王室血統的親王首次像普通的強盜一樣受到了輪刑的懲罰。(p.70~71)

關於雷恩伯爵的詳細事件內容就.....翻閱此書就知道啦!

 

松桑家族的傳宗接代和王室的改朝換代幾乎同時進行!驚人的巧合!

夏爾‧讓‧巴蒂斯特去世時,年輕的國王路易十六已執政四年。劊子手家族的傳宗接代與王室的改朝換代幾乎同時進行。只差幾年!桑松一世死於一七O七年,路易十四死於一七一五年;桑松二世死於一七二六年,攝政王早他三年;桑松三世死於路易十五去世四年後。(p.144)

桑松朝代的最後一個子孫亨利‧克萊芒去世的那年,剛好是法國大革命的一個世紀以後!

一八六二年,記者歐勒布樂茲編輯的桑松的《回憶錄》,由迪派─馬埃利出版社出版,在書店獲得了巨大成功,為桑松朝代的最後一個子孫帶來了三萬法郎的收入。亨利‧克萊芒於一八八九年去世,終年九十歲......一八八九年,正是法國大革命一個世紀以後!(p.418)

桑松一世會變成劊子手的原因是他愛上了一名女子,持續跟她幽會交往一段時間,才發現她的父親是劊子手。所以,桑松一世就走上劊子手的不歸之路......

桑松家族都有紀錄自己的工作或寫日記的習慣,是研究當代社會的第一手資料。尤其是桑松四世,因為他經歷了大革命之後的血腥恐怖時期。

夏爾‧亨利的生活樂趣在於種花、種樹,他還在妻子的建議下開始種菜。每次回到鄉下老家時,他都喜歡整理園圃。別忘了他妻子出身菜農之家。這種對大自然的喜好,使這位大革命時期的劊子手贏得了「田園劊子手」的稱號。我們也可以稱他為「作家劊子手」,因為每天晚上,他都在日記中寫下他當天的所見所聞。這些日記對於研究恐怖時代的歷史具有不可估量的價值。(p.145~146)
(恐怖時代:特指大革命時期從一七九四年五月到一七九四年七月這一階段。)

《劊子手世家》十個章節中,有七個篇章是在述說桑松四世擔任劊子手時期的政治狀態。大部分都在描述那個恐怖時期的法國政治、社會現象、不公平的審判案件等等。有些重大的案件,例如:

在牧月法案頒布之後的「極度恐怖時期」,桑松的日記這樣寫著:

「隨後鍘刀的聲音使我回到現實......我有些瘋狂起來。第一個要詛咒的人就是我自己,我咒罵自己!我咒罵那些手持馬刀的憲兵,是他們將這些可憐的、無辜的、雙手被綑綁的人帶到斷頭臺。我詛咒那些愚蠢的民眾,他們只會看著受難者死去,卻一動不敢動,不敢做出任何拯救他們的動作。我還要詛咒那照耀著這一切的太陽。事後,我離開廣場,被心靈的痛苦折磨得死去活來,想哭卻沒有淚水。」(p.365~366)

而「紅衫案」對桑松四世的影響非常巨大,讓他的精神瀕臨崩潰,也停止寫日記......

夏爾‧亨利‧桑松的日記在獲月九日(即六月二十七日)突然停止了,正好在極度恐怖時期的密集處決之前。自「紅衫案」那批人被處決後,他在這些事件的壓力之下,精神一度失常,神情憂鬱、臉色蒼白,試圖在孤獨中掩蓋自己的痛苦。他的精神已經無法承受,任何一點兒意外的聲響都會讓他心驚肉跳。他在思想和心靈深處感到深深的內疚。他自我反省,厭惡自己和周圍的人。從此,他的助手戴斯莫萊接替他起草所有文字。(p.368)

劊子手給人的形象都是冷酷、殘酷的,但是,他們卻也同時是少數會憐憫、同情死刑犯的人。在那個時代,有種令人害怕的群體狂熱,大家如此熱衷死刑,讓人感到不寒而慄。

法國大革命的同代人杜塔爾在關於斷頭鍘的文章中曾這樣寫道:「盡管回憶起遭受磨難的人性使我很痛苦,可我還是要說,在政治上,這些處決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這些巨大的影響就是安撫民眾對於他們所遭受的災難的不滿,滿足他們的復仇之心。失業的商人、面對物價飛漲而工資貶值的工人,只有在看到比他們更不幸的人的時候,才能勉強接受他們自己的不幸。」(《劊子手世家》書中和譯者序都有提到這段話)

雖然可能真是那樣的原因,但......還是覺得這樣的狂熱好可怕!光是閱讀作者整理出來的訴訟案件,那些數字實在太驚人,讓人覺得那個時代真的太恐怖了!

這是一本很沉重的書,承載著沉甸甸的歷史,有的時候,讀著讀著會忍不住想掉淚......

 

 

我很高興能夠讀到這本書(雖然我一開始誤以為這本書是恐怖小說),對於跟歷史有關的人物、事件,我偏好閱讀這種類似歷史課本方式的述說方式。

國高中時期從歷史課本中,讀到簡略版的法國歷史。那個時候以考試為主(就是「背多分」),殘留下來的記憶片段,就是法國大革命(1789年)、路易十六、瑪麗王妃上了斷頭臺......還有某位夫人(↓)說過的那句歷史名言......

洛朗夫人登上了斷頭臺,她仰視著自由女神像,發出這句將被歷史永遠記著的名言:「啊,自由之神,人們以你的名義犯下了多少罪惡啊!」(p.290~291)

後來,我在閱讀某些漫畫、小說時,都沒有發現原來那些作家、故事裡的時代背景、政治的生態等等,原來都是相關的!雖然在讀完那些書之後,也曾經思考著是不是應該要了解一下法國的歷史(這段時期算是黑歷史吧?),可是不知道如何著手研究起,因此就這樣放著不管。直到前幾天,我開始閱讀《劊子手世家》這本書!閱讀的過程中,出現了很熟悉的人名(大部分都是作者寫說有名的OOO,但我不認識,只有知道少數的人名),還有一些事件、社會現象,隱約勾起了我的記憶,彷彿在某幾個作品中,看到類似的場景、畫面、背景等文字或圖片。

《劊子手世家》的作者以客觀、宏觀的角度來述說法國的歷史,偶爾讀著讀著我還會想著「疑?桑松呢?」其實只要政府法庭的死刑判決下來,桑松就要去執行。因此不用特別提到,只要看到判決書的結果,那個之後就是桑松的工作了。雖然說是客觀,但應該也不是完全客觀,畢竟是按照作者的整理和思路來論述,所以還是有摻雜著一些主觀的想法吧?但我對法國歷史(正確來說是對歐洲史)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不熟悉!所以我就直接閱讀過去,吸收進腦袋中。(但我相信日後我一定會忘記大部分的內容!)

《劊子手世家》中,對於桑松四世(夏爾‧亨利‧桑松)所經歷的時期,分別用不同的幾個篇章來闡述當時的重要政治人物的事件。我本來就已經不太能記得法國的政權更迭是怎樣,從不同的角度切入,好幾個篇章偶爾會有時間重疊或將時間點往前拉的狀態下,我更加混亂了。不過,我把重點放在作者所分析的社會現象,監獄亂象、街道的髒亂、人民對死刑的瘋狂狂熱、加速審判、檢舉制度、類似中國的文字獄等等,讓人看得驚恐不已!

像是中國歷史中也曾經有過類似的檢舉制度,舉發身邊的可疑人士,很多人因為一句話或是家中的裝飾、鄰居的告發而送命......

他們之間沒有任何相同之處,屬於敵對的黨派和思想對立的家族。這就開啟了恐怖時期的新階段,用聖茹斯特的話來說:「人滿為患的是墳墓而不是監獄。」(p.344)

後來,在「牧月法令」公布之後的那段時期被稱為「極度恐怖時期」。

為了簡化革命法庭的審判程序,庫東計畫取消預審,允許今後在檢舉揭發的基礎之上直接起訴;取消被告的律師幫助,而且如有物證,連證人也不必有。(p.356)

 

最後,我想要推薦本書的前面「譯者序」。我的習慣是在讀完整本書的中心故事之後,再回頭去看前面的序和後面的後記。我讀了這兩位譯者寫的譯者序(或者說是他們的推薦心得)之後,我覺得獲益良多。

 

呃,我覺得我的心得好凌亂喔!>_<(算了就這樣吧~

 

 

 

 以下是我整理的資料,一個字一個字看著書打出來的資料。(擦汗)

 

【桑松家族】

(桑松一世)夏爾‧桑松‧德隆瓦勒(1635年~1707年,72歲)

因為意外愛上了一位女子,後來才發現她的父親是劊子手皮埃爾‧約翰!為了愛情,夏爾‧桑松走上了劊子手這條不歸路。

當時的刑場紀錄這樣寫著:「在對犯人馬丁‧埃羅行刑時,劊子手皮埃爾‧約翰要求他當結婚的女婿(夏爾‧桑松‧德隆瓦勒)對犯人打一棍,他的女婿嚇得昏了過去,圍觀人群發出一片噓聲。」(p.43)

(桑松二世)夏爾‧桑松‧德隆瓦勒(1681年~1726年,45歲病死)

桑松二世。與父親同名。26歲,繼承父業。父親葬禮後第三週迎娶了安娜‧瑪荷特‧杜布(他繼母的妹妹)。桑松家族在愛情上果然執著!

如果說桑松一世很會斂財,桑松二世則不僅關注自己的利益,還享受他所擁有的大量財富。他沒有父親那樣的心理負擔,而是滿足於自己的命運,自豪地代表正義。桑松二世只想把自己的威信建立在無懈可擊的工作上。

良心在桑松二世的腦袋裡並不重要,他所重視的只是對王室的忠誠。一七一六年,在一個有關攝政王堅難奪權的事件中,他極其忠誠地維護著秩序。

(桑松三世)夏爾‧讓‧巴蒂斯特(1719年~1778年)

7歲,繼承父業。在到達可以行刑的年齡以前,將由富有經驗的劊子手代為行刑。

夏爾‧讓‧巴蒂斯特能在1726年子承父業,與一個人的努力爭取是分不開的,這個人就是他母親瑪荷特‧杜布。她戰勝了那些以孩子太年輕為藉口,想奪取這個位子的人,也戰勝了桑松一世的遺孀──她的姐姐勒內。她姐姐希望孩子能擺脫家族的命運,而她出於對丈夫的忠誠和懷念,不願意這樣做。

此一職業對桑松一世來說是命運給予的可怕禮物,對桑松二世來說是一份閒差,而今後對於桑松三世,就是一個祖傳的職務了。

說實話,桑松三世從來沒有喜歡過這工作。二十歲時,他開始處決犯人,但母親瑪荷特對他很失望,認為他缺乏真正的使命感。刑場上的工作一旦結束,不管是絞刑還是輪刑,他都需要立刻去騎馬跑上幾個小時,讓自己在田野中得到發洩。這個內向的人對命運有自己的看法,他可能比我們想像的更加痛苦。而且,他也是桑松家族中唯一一個對自己執行過的處決沒有留下任何記錄的人。

桑松三世在一七四O年到一七五四年間正是履行職務,此後,由於中風而癱瘓,他無法繼續上斷頭台工作。從職業生涯上來講,他是家族中最不輝煌的人,但在傳宗接代上「功勳卓著」──他為家族添了許多孩子。

一七三八年,他與審判員朱爾‧特龍松的女兒瑪德萊娜結婚,生了兩個孩子,其中一個就是夏爾‧亨利──未來的「大桑松」──大革命時期的劊子手。瑪德萊娜一七四O年死後,他又娶了出身於法國古老而強大的劊子手世家的讓娜‧加布里埃爾‧貝爾熱。這次婚姻給他帶來了六個兒子和兩個女兒。當我們知道這些男孩後來都變成劊子手或劊子手的助手,女孩也都嫁給了同行家庭成員的時候,就知道桑松三世的「歷史意義」了。他使桑松家族在法國刑罰史的黑色傳奇中牢固地占有一席之地。如同約翰家族和費黑家族,桑松家族也形成了自己的網絡和階層。十八世紀下半葉,夏爾‧讓‧巴蒂斯特的後代在普羅宛、圖爾、歐克塞爾、布魯瓦、雷恩、蒙比利和奧爾良生根開花。

路易十五統治時期並不血腥。一七五四年的一月,已經習慣救治病人甚於殺人的劊子手,突然無法繼續工作了。三十六歲的夏爾‧讓‧巴蒂斯特由於中風,右側身體偏癱了。以那個時代的醫療水準,這種病是無法治癒的,他必須辭職了。後來神奇地恢復了健康。一七六一年重拾舊業。

(桑松四世)夏爾‧亨利‧桑松(1739年~1806年)

他名字的第一個部分與父親、祖父和曾祖父的一樣:夏爾;第二個部分與國王的名字一樣:亨利。他出生於一七三九年,十五歲那年,父親因病無法工作,可是他卻等到一七七八年才正式地繼承父業。

這個在法國大革命時期用吉約坦斷頭鍘砍下了近三千個頭顱而名噪一時的第四代桑松是怎樣的一個人呢?

他小時候被送到盧昂的一所私塾讀書,行為舉止深受人們的讚許,但是當眾人了解他的身世後,就把他送回家。後來,他被送到哈迪先生那裡寄宿,卻又因同樣的原因被送回家,家人只好為他請了一個家庭教師──受人尊敬的格里塞爾教士。夏爾‧亨利在學習上沒有什麼天賦,由於家人的督促,他很用功,但還是沒有學到多少道德和宗教準則。

他身材勻稱,對人體貼、愛笑,逐漸成了一個說話細膩、舉止文雅、穿著講究、儀表堂堂的男子漢。他唯一的錯誤就是喜歡穿藍色的衣服,警察總監告訴他,他沒有權利穿象徵「貴族血統」顏色的衣服。他對此嗤之以鼻,掀起了深綠色服裝的潮流,於是整個巴黎都穿起了「桑松式」的服裝。

(p.105)夏爾‧亨利的辯護詞其意義超過了訴訟本身。歷史上第一次,桑松要求肯定他職業的重要性,勇敢地說出這個職業「高貴到接近王位的水準」,他不再是為自己職業感到可恥的劊子手了。整個一生,夏爾‧亨利都在為得到劊子手應有的權利而奮鬥著!他衣著高雅,喜歡女人,言行自由,全是為了這個目標。同行們反對他,社會要把他邊緣化?那麼來吧!他肩負著特殊使命,儼然是個特殊人物,他從祖先那裡翻尋出「德隆瓦勒」這個貴族的名字也不是偶然的。

二十七歲時,夏爾‧亨利決定放棄那些偷偷摸摸的愛情,建立自己的家庭。一七六五年一月二十日,他迎娶了比他大六歲的瑪麗‧安娜‧朱傑爾。婚禮在新娘所在教區的蒙馬特的聖皮埃爾教堂舉行。新娘並非出身於劊子手家庭,而是一個貧苦農民的女兒,父親在蒙馬特高地附近的山坡靠種地謀生,那裡有大片為巴黎城區供貨的蔬菜地。夏爾‧亨利是在打獵歸途中到朱傑爾家用餐而結識了他們的。

夏爾‧亨利‧桑松在五十六歲時,把自己做為巴黎最高司法行刑人的衣缽傳給了他二十八歲的兒子亨利。他一生中執行了兩千七百多個死刑,在法國國民眼中成了政治懲罰的象徵。在《共和三年之監獄年鑑》的一幅版畫上,他躺在斷頭臺的滑板上,正在玩弄鍘刀的機關,腦袋枕在擺放成金字塔形的人頭上,旁邊的一塊塔牌上註明人頭的主人:教士、議員、貴族、制憲議會成員、立法議會成員、國民公會成員、平名百姓等等,當然,後者的頭顱最多......(p.403)

(桑松五世)亨利‧桑松(1767年~1840年)

這位將成為督政府、執政府、帝國和復僻時期的劊子手,到底是什麼樣的人呢?他像父親夏爾‧亨利一樣喜歡修飾外表。他總是一身黑色服裝,飾以老式花邊,往往一副鄭重其事的樣子。他漂亮的妻子名叫瑪麗‧路易絲,生於一個與劊子手家庭毫無關聯的家庭。他們一共有四個孩子,其中亨利‧克萊芒將繼承父業。他很少與上流社會接觸,職業的偏見總是存在的。他的家庭生活遵循一種長期形成的模式:下午一點吃午飯、五點吃點心、八點吃晚飯。助手們住在他們家隔壁的房子裡(開始是夏爾‧亨利住過的房子,後來搬到馬海街的一棟房子裡)。松桑家在宗教上的虔誠是有傳統的,每個星期六,亨利都要向自己街區的窮人們布施面包。他也沒有忘記自己在外省劊子手眼中的特殊地位,一七八九年八月,司法部就有關外省劊子手請願的事情諮詢他的意見,他撰寫了一份厚厚的報告,勇敢地說明了他們所處的悲慘的經濟狀況和社會地位,尤其指明大革命之後,民眾對他們還「像以前一樣,當他們是賤民」。

(桑松六世)亨利‧克萊芒(1799~1889年)

 

 

 

 

【目錄】

【推薦序】

譯者序

第一章  第一代桑松

在對犯人馬丁‧埃羅行刑時,劊子手皮埃爾‧約翰要求他當結婚的女婿(夏爾‧桑松‧德隆瓦勒)對犯人打一棍,他的女婿嚇得昏了過去,圍觀人群發出一片噓聲。
摘錄自p.43,當時的刑場紀錄

第二章  桑松二世:攝政王的劊子手

他沒有父親那樣的心理負擔,而是滿足於自己的命運,自豪地代表正義。桑松二世只想把自己的威信建立在無懈可擊的工作上。
摘錄自p.64

第三章  子如其父:桑松三世和桑松四世

先生們,罪犯害怕得不是你們的宣判,而是我的利劍。這利劍的合法性,劊子手是從哪裡得到的?是從國王那裡,是從國王需要懲罰罪惡、保護無辜的歷史使命中得來的!
──夏爾‧亨利‧桑松(桑松四世)
摘錄自p.104

第四章  從輪刑到斷頭鍘

用三具屍體做試驗。三個人頭都被完整地切割下來,我們都很驚訝機器(斷頭鍘)的神奇速度。死刑執行人只需在住手們綑綁好犯人之後推倒扳手,讓裝有刀鋒的木槌落下。
──路易醫生
摘錄自p.180

第五章  從大屠殺到國王之死

「先生們,對我的所有指控都是無中生有。我希望我潑灑的血能讓法國人民更加幸福。」公民們,這就是他(路易十六)在臨死前說的話......他的冷靜和堅定使我們都很吃驚。
──夏爾‧亨利‧桑松(桑松四世)
摘錄自p.216~217

第六章  從監獄到斷頭臺

或是出於某種人性、或是由於習慣和近快結束的願望,被處死者的痛苦被劊子手的迅捷動作大大減輕了。他們十分注意這一點,在使犯人背對斷頭臺之前,便把他們擊倒,讓他們什麼也看不見,從而大大減輕了他們的痛苦。
──卡里松教士
摘錄自p.246

第七章  斷頭鍘超速運行

到達革命廣場時,我起身站到她面前,想阻止她(夏洛特‧科黛)看見斷頭臺。但她探身向前想看個明白。她對我說:「我有權利好奇,我還未見過呢!」不過,我注意到她臉色發白了。
──夏爾‧亨利‧桑松(桑松四世)
摘錄自p.270

第八章  政治訴訟:埃貝爾和丹東

到斷頭鍘前,丹東始終如一。從最猛烈的憤怒到最莊嚴的平靜,之間毫無過渡......來到廣場時,看到斷頭臺,他臉色變了,我看到他的眼睛濕潤了。
──夏爾‧亨利‧桑松(桑松四世)
摘錄自p.341

第九章  七個恐怖週

如果我沒有感到憐憫,那一定是我的精神有病,也可能是上帝在懲罰我的懦弱和屈從,這與我生來就要為其服務的正義是那麼不配。
──夏爾‧亨利‧桑松(桑松四世)
摘錄自p.365~366

第十章  督政府:大清洗

處於仁慈之心,人們不斷地數落死刑,也不斷威脅我們的生存。我向你們保證......如果從法典中取消這個刑罰,那將是一個巨大的不幸,因為那些在我們手中掉腦袋的人,即使讓他們活著也永遠不會變成好人。
──亨利‧桑松(桑松五世)
摘錄自p.406

尾聲

亨利‧克萊芒因習性放蕩而威脅到家庭生活。他是個同性戀者。他還喜歡賭博,將自己的家產輸掉不少。面對妻子的斥責,他回答說因為幹那份令人厭惡的工作,他需要在其他方面得到補償。
摘錄自p.416

大事紀

參考書目

 

 

 

 

 

【筆記】

      第一章   第一代桑松      

他不得不違心地再次穿上那紅藍相間、繡著黑色絞架和梯子的衣服,肩膀上掛著象徵正義的利劍。(p.34)

厄里尼厄斯:希臘神話中的復仇女神。她們是黑夜的女兒,分別叫做阿勒克圖、墨紀拉和底西福涅。她們會追捕那些犯下嚴重罪行的人,無論罪人在哪裡,她們都會跟著他,使他的良心受到痛悔的煎熬並為自己犯下的罪行付出代價。(p.35)

這是一群並不能說很富有、但卻衣食無虞的人。職業使他們經常成為公眾蔑視和羞辱的對象,也使他們逐漸成為一個不可觸犯的群體。他們對此類社會服務索取昂貴的費用,司法當局予以默許,因為需要有人來做這種事,這種工作令人厭惡但回報優厚。這個賤民階層懂得把他們受到的社會排擠轉變成經濟上的特權,因此每個家族都悉心捍衛自己的利益,並發展和擴大與其他親戚的關係。特權的轉讓和繼承方式有其內部規則,雖然沒有法律明文規定,子承父業或弟承兄業在這個行業裡是「合法」的,法院的一紙任命書將最終證明官方的認可。遇到生病或身患殘疾,劊子手的親屬或助手都可以替他行刑。需要指出的是,十七世紀中葉有一個重大的變化:有些劊子手可以直接向國王申請任命,但需繳一筆不小的費用,好處是,根據傳統,獲得王室任命的人就擁有了那個職位的所有權。夏爾就是利用這個辦法,於一六八八年獲得了巴黎地區的死刑執行所有權。(p.42~43)

最著名的是巴黎教區的「正義之梯」,一七六七年被醫個三角形的柱子所代替,柱頂懸掛著主教的徽章。這個柱子是用來讓受加辱刑的犯人示眾的,其位置有特別的含義,直到今天,它還標誌著巴黎道路的零起點......(p.52)

讓桑松和他的同伴們唯一不放心的是,劊子手的工作很危險,極有可能會被不滿得圍觀者打死。劊子手家族的人,一代代都記著群眾暴亂的可怕結局,有兩個事件最讓他們難忘。(p.54)

這些悲劇不只是一種集體記憶,讓大家從中找到刺激,對於劊子手們來說,它們還具有精神價值──職業愈危險就愈受到尊重。小酒館事件就是一個證據。桑松家族的日記中有詳細記錄,並流傳於世。(p.55)

我們的主人公是一個複雜的人物,他要保障他的生活、他的價值,力爭把自己恐怖的職業變成善行。他知道自己是社會的賤民,但又不同於普通賤民──也就是罪犯,因為他懷有更大的市儈野心。
賤民,是的,他知道他和所有的劊子手一樣,總是受社會排斥。社會上的一些習慣足以證明這一點,盡管有許多是謠傳。據說劊子手只能在劊子手家族之間通婚,必須把女兒的名字張貼在門上,如同被出售的商品。向他付費不是手與手的傳遞,而是把錢扔在地上,他們不得不跪著拾取。人們相信這些誇張的說法,是因為厭惡劊子手。.....(略)......一七O九年八月三十一日,有個司法決議規定:教堂要給劊子手安排專用的凳子。沒有一個學校願意接收他們的孩子,他們不得不花高價去雇請私人教師。他們的孩子受社會排斥,無法與其他孩子一起玩耍。從出生那天起就得承受家庭的屈辱。他們也不可能融入其他行業,只能繼承祖先的職業。......(p.57~58)

其實,賤民桑松只能通過將自己和家人的命運綑綁在一起,與妻子和孩子們一起共同對付社會排斥,才能實現從屠夫到修士的轉變。我們可以把他比做一個現代黑手黨的教父,年齡、金錢和家族的繁榮使他受人尊敬。劊子手們也一樣,他們無須用榮譽法典作為其群體內部的行為準則。
最後一個理由是歷史性的,促使夏爾‧桑松去鞏固其職務的社會基礎和精神基礎。因為在法國的一些地方,尤其在南部地區,死刑的執行常常由另一個死囚來完成,並以免除他的死罪作為補償。這給本來就以被人憎恨的劊子手職業又增添了些許遭鄙視的理由。對於一個朝代的奠基人來說,他很難阻止他的子孫後代不與這類壞蛋聯姻。
看看夏爾‧桑松的後代們,我們就知道這個家族的首領算計得不錯。他所有的後代,一直到一八四七年,全都自豪地繼承了祖上的職業,而他所有的女性後代,也都嫁給了劊子手。
悉心保留和傳遞這些價值觀的是宗教和君主制度,再加上夏爾‧桑松的虔誠懺悔,這些都不是個別現象。劊子手們幾乎都是模範教徒,絕對按照規矩旅行他們的宗教義務。執行死刑得當天早上,劊子手首先要去教堂領聖體,並長為死刑犯祈禱。夏爾‧桑松對某些死囚犯的悉心關照和對他們的兇殘處決,這種反差,今天的人怎麼也無法想像。(p.59~60)

讓‧拉歇爾知死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我們看到國家無情地、不公正地、傲慢地通過一個人來維護它的利益,這個人在執行任務時毫無良心可言,可在執行之前或之後,它卻同情和憐憫受害者。
所有桑松家族的成員,包括那個在大革命時期砍了將近三千個頭顱的大個兒桑松,都備受這種矛盾的煎熬,並由此承受著壓力。(p.61)

      第二章   桑松二世:攝政王的劊子手      

如果說桑松一世很會斂財,桑松二世則不僅關注自己的利益,還享受他所擁有的大量財富。

他沒有父親那樣的心理負擔,而是滿足於自己的命運,自豪地代表正義。桑松二世只想把自己的威信建立在無懈可擊的工作上。他有三個孩子,安娜‧勒內生於一七一O年,夏爾‧讓‧巴蒂斯特生於一七一九年,尼古拉‧夏爾‧加布里埃爾生於一七二一年,兩個男孩會在家庭的職業背景的薰陶下長大。夏爾‧讓‧巴蒂斯特將繼承父親的位子,而尼古拉‧夏爾起初幫助哥哥,後來在一七四五年也得到了劊子手的職位。(p.64~65)

從桑松二世正式繼任,到他一七二六年去世,社會政治方面的重要的事件是路易十四統治時期的終結;精神方面則表現為在攝政王推動下,道德風尚迅速變化。宮廷陰謀、金融醜聞、道德淪喪等事件被報紙紛紛批露。司法界在這些事件中變得無所適從。在這個價值觀已經混亂得社會裡,誰是罪犯?又犯了什麼罪?有時是寬容占上風,有時那些古老的法律像上個世紀一樣被嚴格執行,盡管他們很荒謬。
劊子手的使命是執行被賦予的權力,要做什麼就做什麼,要在哪裡做就在哪裡做,要怎麼做就怎麼做。良心在桑松二世的腦袋裡並不重要,他所重視的只是對王室的忠誠。一七一六年,在一個有關攝政王堅難奪權的事件中,他極其忠誠地維護著秩序。(p.65)

可以發現,在這些國家大事中,盡管有些事件威脅到攝政王甚至小國王的生命,可那些罪犯往往躲在貴族豁免權這座高牆後,而普通人只要落到了員警的手裡,就會遭到最嚴酷的懲罰,打死、絞死、受車輪刑而死。法律面前的不平等一代不如一代,尤其是貴族階層,他們為了追求快樂而無視到德,而嚴峻的刑罰卻被強加給普通百姓。(p.68)

就是在這種「金色罪行」的背景之下,幾個世紀以來,高傲的王親國戚們過著腐敗而墮落的生活。但當時發生過一件影響重大而又有象徵意義的事情──雷恩伯爵事件。這事法國刑事犯罪史上的一個標誌性事件,因為一個有王室血統的親王首次像普通的強盜一樣受到了輪刑的懲罰。(p.70~71)

「金色罪行」:特指貴族犯罪。

(前略).....由於缺乏金屬貨幣,紙幣下跌,而三萬多進入巴黎的外省人和外國人也使得消費需求大增,因此物價飛漲。百姓的生活負擔加重了,一七一九年還是十二到十五個蘇一捆的大蔥,現在賣一百科蘇!民間的歌謠說出了老百姓的心裡話:

阿爾讓松,在財務部,
好像一個瘋子,
但我們需要,在法蘭西,
一個更好的騙子。

勞因此取代了他,
帶我們快速前進,
在一輛沒有窗戶的馬車裡,
一直奔向巴塔克蘭。
(p.73)

雷恩伯爵成了「金色罪行」的代表人物,平民罪行也在一七二七年找到其代表──卡圖什。(p.79)

(前略)......一七一五年至一七二五年間,犯罪率直線上升。有個名叫卡圖什的人,他的許多傳奇故事在百姓中流傳。(p.81)

如果說老百姓喜歡卡圖什,那是因為卡圖什知道該如何創造傳奇,塑造一個給人以好感的人物。他屬於法國人喜愛的那種強盜,機靈而又桀敖不馴,就像當年的亞森‧羅蘋。在社會動盪不安的攝政王時代,在財富和享樂的瘋狂漩渦之中,人們更願追隨這個向傳統的舊制度挑戰的人。......(中略)......他更新了犯罪藝術!在權力達到頂峰時,他擁有一個龐大的社會網絡,像一支有組織的軍隊,等級森嚴,大家都服從他的命令。街頭窩贓者、女僕和醫生中都有他的眼線,到了一七二O年,這個網絡比當時巴黎員警的網絡還要強大和嚴密。巴黎的治安從來沒有這麼糟糕過,人們晚上不敢獨自出門,過橋或到河邊散步都要成群結隊,否則會有被攻擊的危險。卡圖什的手下在頭領不斷創新的戰略戰術指導下,似乎永遠不會失手。(p.81~82)

此後,這個強盜膽子愈來愈大。由於他的受害者基本上都是上流社會的貴族和富翁,所以普通百姓樂於聽到、傳播和誇大他的傳奇故事,也原諒他殘忍的殺人勾當,只記住他聽起來令人愉快而又不失幽默的英雄壯舉。(p.84)

桑松二世死於一七二六年,它一直活到四十五歲,生命中的最後幾年是在與卡圖什案子有關的大批處決中度過的。但這期間發生的其他事情,雖然與卡圖什案子無關,也值得一提,其中有兩件事非同一般。(p.89~90)

      第三章  子如其父:桑松三世和桑松四世      

夏爾‧讓‧巴蒂斯特能在1726年子承父業,與一個人的努力爭取是分不開的,這個人就是他母親瑪荷特‧杜布。她戰勝了那些以孩子太年輕為藉口,想奪取這個位子的人,也戰勝了桑松一世的遺孀──她的姐姐勒內。她姐姐希望孩子能擺脫家族的命運,而她出於對丈夫的忠誠和懷念,不願意這樣做。(p.94)

盡管法令已明文規定,小劊子手必須「在行刑時親臨斷頭臺現場,以使刑罰合法化」,可事實上,這個規定並沒有被完全遵守。為了避免過度刺激他還幼稚的心靈,大人們逐步地領他走向這個職業。他首先主持示眾刑、鞭刑和烙刑,大一點兒後再主持絞刑、砍頭和輪刑。
盡管教育計畫安排得很有步驟,桑松三世還是在七歲時就知道了自己是巴黎區強大的劊子手,而且應該承擔起自己的責任。他並不在意工作的性質。(p.94)

說實話,桑松三世從來沒有喜歡過這工作。二十歲時,他開始處決犯人,但母親瑪荷特對他很失望,認為他缺乏真正的使命感。刑場上的工作一旦結束,不管是絞刑還是輪刑,他都需要立刻去騎馬跑上幾個小時,讓自己在田野中得到發洩。這個內向的人對命運有自己的看法,他可能比我們想像的更加痛苦。而且,他也是桑松家族中唯一一個對自己執行過的處決沒有留下任何記錄的人。(p.95)

桑松三世在一七四O年到一七五四年間正是履行職務,此後,由於中風而癱瘓,他無法繼續上斷頭台工作。從職業生涯上來講,他是家族中最不輝煌的人,但在傳宗接代上「功勳卓著」──他為家族添了許多孩子。(p.95)

一七三八年,他與審判員朱爾‧特龍松的女兒瑪德萊娜結婚,生了兩個孩子,其中一個就是夏爾‧亨利──未來的「大桑松」──大革命時期的劊子手。瑪德萊娜一七四O年死後,他又娶了出身於法國古老而強大的劊子手世家的讓娜‧加布里埃爾‧貝爾熱。這次婚姻給他帶來了六個兒子和兩個女兒。當我們知道這些男孩後來都變成劊子手或劊子手的助手,女孩也都嫁給了同行家庭成員的時候,就知道桑松三世的「歷史意義」了。他使桑松家族在法國刑罰史的黑色傳奇中牢固地占有一席之地。如同約翰家族和費黑家族,桑松家族也形成了自己的網絡和階層。十八世紀下半葉,夏爾‧讓‧巴蒂斯特的後代在普羅宛、圖爾、歐克塞爾、布魯瓦、雷恩、蒙比利和奧爾良生根開花。(p.95~96)

位於地獄街的寬敞住房由威嚴的祖母瑪荷特當家,既是家族成員的會合處,也是外省劊子手在巴黎的落腳點。他們每次來到巴黎,都會去拜訪他們著名的同行。他們也經常邀請桑松去參加一些不同尋常的處決,或者向他請教一些問題。人們每天都可以在地獄街上看到一大群施刑人、刑訊人、劊子手及其親朋好友來來往往。每週都要回許多信,每個月都有年輕人來尋找實習機會,他們往往來自很遠的地方,並帶著推薦信。人們可以在瑪荷特家的餐桌上經常見到面生的客人或是不速之客。如果說這個大家庭並沒有為自己可悲的職業感到愉快,家中的熱情好客卻是實實在在的。(p.96)

家中的開支很大,但夏爾‧讓‧巴蒂斯特的年俸一直停留在一萬六千鎊上,這是一七二六年十月十二日國王在丹楓白露行政法院中頒布的法令所確定的。出於生活的需要,夏爾‧桑松擴展了桑松一世時就已開始並由桑松二世職業化的製藥生意,他開始行醫。(p.96)

路易十五統治時期並不血腥。一七五四年的一月,已經習慣救治病人甚於殺人的劊子手,突然無法繼續工作了。三十六歲的夏爾‧讓‧巴蒂斯特由於中風,右側身體偏癱了。以那個時代的醫療水準,這種病是無法治癒的,他必須辭職了。(p.97)

年邁的瑪荷特‧杜布再次像三十年前一樣站了出來,為保護長孫夏爾‧亨利的繼承權四處奔走。夏爾‧亨利只有十五歲,身體結實,但顯然還不能接替父親的工作。約翰的表兄弟們為了得到至個令人垂涎的空缺,向檢察總長送了兩萬四千鎊。在瑪荷特‧杜布的努力下,法院最後允許夏爾‧亨利繼承父業,但拒絕在其父親還沒死之前就給他任命書:萬一哪天他父親的病被治好了呢?這一決定顯示了法官們的智慧,這個已經偏癱而且拯救無望的人在被送到布里─孔特─羅貝爾鄉下安度餘生之後,居然神奇般地恢復了健康。一七六一年,他向地區法院申請重拾舊業。五年以後,他感覺身體非常強壯,回到巴黎後希望幫助兒子工作,在處決拉利─道朗達爾時幫他一把。桑松三世重回斷頭臺參加這一重要處決,並不是要從兒子夏爾‧亨利手中奪回失去的榮耀,而是因擔心兒子砍頭經驗不足,在行刑時給拉利─道朗達爾──相當受桑松三世尊重的朋友增加不必要的痛苦。拉利─道朗達爾和夏爾‧讓‧巴蒂斯特很早就認識,相互敬重,老桑松想讓他的朋友更加人道地死去。(p.97~98)

可是,拉利─道朗達爾──這位印度殖民地著名的將軍,到底犯了什麼罪要被砍頭呢?
一七六六年五月十六日,法院宣布對法國駐東印度地區少將指揮官托馬─阿爾蒂爾‧拉利─道朗達爾判處死刑,因為他「背叛了國王的利益」。
這場可惡的政治訴訟案只是其他類似案件的開始,純粹是為了緩和人們的報復心理而找了隻代替罪羊,因為國家丟失了大量的殖民地。拉利─道朗達爾後來被平反昭雪,成了直正錯誤的歷史案例。很明顯,這位愛爾蘭出身的貴族沒有背叛任何人!(p.99~100)

(前略)......然而一縷頭髮使得劍峰偏了一點兒,劍砍到下顎就停止了。夏爾趕緊從兒子手中奪下劍,用力一劍結束了朋友的性命。那把專為砍頭而鍛造的大馬士革之劍被拉利─道朗達爾的牙齒崩了一個缺口。(p.101~102)

拉利─道朗達爾與拉巴爾騎士同死於一七六六年。九年前,達米安由於弒君罪而被車裂;四年前,卡拉斯......案件雖各不相同,卻有著秘密的關聯。歷史把它們記錄了下來,是因為它們反映出了當時的歷史背景和社會政治生活中的深層裂痕。它們也是某個人命運的象徵,桑松四世在一七五五年到一七九五年這漫長的時間裡,見證了法國的司法制度。(p.102)

他名字的第一個部分與父親、祖父和曾祖父的一樣:夏爾;第二個部分與國王的名字一樣:亨利。他出生於一七三九年,十五歲那年,父親因病無法工作,可是他卻等到一七七八年才正式地繼承父業。

這個在法國大革命時期用吉約坦斷頭鍘砍下了近三千個頭顱而名噪一時的第四代桑松是怎樣的一個人呢?

他小時候被送到盧昂的一所私塾讀書,行為舉止深受人們的讚許,但是當眾人了解他的身世後,就把他送回家。後來,他被送到哈迪先生那裡寄宿,卻又因同樣的原因被送回家,家人只好為他請了一個家庭教師──受人尊敬的格里塞爾教士。夏爾‧亨利在學習上沒有什麼天賦,由於家人的督促,他很用功,但還是沒有學到多少道德和宗教準則。

他身材勻稱,對人體貼、愛笑,逐漸成了一個說話細膩、舉止文雅、穿著講究、儀表堂堂的男子漢。他唯一的錯誤就是喜歡穿藍色的衣服,警察總監告訴他,他沒有權利穿象徵「貴族血統」顏色的衣服。他對此嗤之以鼻,掀起了深綠色服裝的潮流,於是整個巴黎都穿起了「桑松式」的服裝。

夏爾‧亨利除了會玩弄幾下低音提琴,在藝術上沒什麼天賦,對女人卻很感興趣,至少他們族譜中的兩個小故事可以證明這一點。這兩個生動而有趣的小故事,為我們展現了這個新任劊子手漢那個時代的精神面貌。

第一個故事,一天,夏爾‧亨利從巴黎附近的森林打獵歸來,路過郊區的一個小酒館,便入內吃晚飯。他的翩翩風度引起了正在用餐的一個侯爵夫人的注意,她邀請他與自己共進晚餐。幸運的事,夏爾‧亨利的頭腦還算清醒,沒有跟這個被征服的夫人到她房間去作樂,而是找藉口離開了。一個認識他的人忍不住告訴侯爵夫人他的真實身分,侯爵夫人發誓要報復,就去向法院遞交了一份請願書,要求判夏爾‧亨利向她道歉。

我敢說,先生們,罪犯害怕的不是你們的宣判,也不是執達員用來書寫判決書的羽毛筆,而是我的利劍。這利劍的合法性,劊子手是從哪裡得到的?是從國王那裡,是從國王需要懲罰罪惡、保護無辜的歷史使命中得來的!而我,則是這個寶物的保存者,它是王權中最漂亮的特權,也是國王最有別於普通人的特權。
確實,劊子手履行公務時需要殺人,可如果這是國家的需要,那還有什麼可恥的呢?我們不是給了那些以殺人為使命的軍人足夠多的榮譽嗎?
如果說有不同之處,那肯定對我有利。因為軍人,他們殺的事什麼人?是許多無辜者、許多值得尊重的人......而我,在履行我的職責時,我尊重無辜者,我只殺那些罪犯。
士兵在國家邊境保衛和平,劊子手在國家內部擔負著同樣的任務。在外部需要成千上萬的人保衛邊疆,在裡面只需一個人在遼闊的省分承擔的責任,超過在外的十萬人。(p.104)

總之,劊子手的職業使承擔這一沉重使命的人高貴起來,像桑松這樣的家庭理應得到讚賞。真正的貴族應該站在他這邊,而不應該站在那些舉止傲慢、在街上引誘過往騎士的侯爵夫人那邊。夏爾‧亨利最後要求:

法院要宣告我是最高法院的一員,我的職業與我使用的武器密切相關。我應該擁有法官和軍人的特權,並根據這兩項特權宣布我和我的後代屬於貴族。

這震撼人心的辯護使得法庭不得不命令「把材料留在審判席上」,也就是說,駁回了侯爵夫人的訴狀。

夏爾‧亨利的辯護詞其意義超過了訴訟本身。歷史上第一次,桑松要求肯定他職業的重要性,勇敢地說出這個職業「高貴到接近王位的水準」,他不再是為自己職業感到可恥的劊子手了。整個一生,夏爾‧亨利都在為得到劊子手應有的權利而奮鬥著!他衣著高雅,喜歡女人,言行自由,全是為了這個目標。同行們反對他,社會要把他邊緣化?那麼來吧!他肩負著特殊使命,儼然是個特殊人物,他從祖先那裡翻尋出「德隆瓦勒」這個貴族的名字也不是偶然的。(p.105)

第二個故事與夏爾‧亨利年輕時的愛情有關。故事美妙得不像是真的,但也不可能全部都是杜撰出來的,至少能讓我們更深入地了解這個人物。夏爾‧亨利不會幽居在自己的公館裡,他也像同時代的年輕人一樣到處尋找漂亮女孩。這場情感經歷雖然一開始與他的職業有關,可還是很有象徵意義的。(p.105~106)

二十七歲時,夏爾‧亨利決定放棄那些偷偷摸摸的愛情,建立自己的家庭。一七六五年一月二十日,他迎娶了比他大六歲的瑪麗‧安娜‧朱傑爾。婚禮在新娘所在教區的蒙馬特的聖皮埃爾教堂舉行。新娘並非出身於劊子手家庭,而是一個貧苦農民的女兒,父親在蒙馬特高地附近的山坡靠種地謀生,那裡有大片為巴黎城區供貨的蔬菜地。夏爾‧亨利是在打獵歸途中到朱傑爾家用餐而結識了他們的。

夏爾‧亨利經常不在家,打獵占去了他大部分的休閒時間。他希望家裡有個女主人,就像他去世的祖母瑪荷特‧杜布一樣,能承擔起家中的一切。瑪麗‧安娜三十出頭,性情剛強,身體健壯,完全可以勝任這個角色。婚後不久,她就在家中建立起自己的威信。不管外面發生了什麼可怕的事情、什麼讓人擔心的事件,她總能讓家中保持平靜和安定。然而,會有多少事件等待著這對夫妻呢?夏爾‧亨利一直活到一八O六年,而瑪麗‧安娜......活到一八一七年──終年八十四歲!(p.108)

他們剛結婚的時候,繁忙的工作還沒有來到,雖然十幾年以來,夏爾‧亨利一直在使用鐵棍、繩索和劍,但使用頻率不是很高。應該說他並不是一個很好的劊子手,死囚犯都怕他行刑時手腳不利索,會讓他們多受痛苦,可這也不全是他的錯。一七五五年,才十六歲的他就繼承了父業。他要絞殺的第一個犯人是卡特琳‧萊貢巴,一個轟動首都的情感悲劇中的女主角。....(中略)...她被送到毫無經驗的夏爾‧亨利手裡。夏爾‧亨利重負了五、六次,才把卡特琳‧萊貢巴絞死,讓她遭受了巨大的痛苦。

夏爾‧亨利手腳笨拙、缺少經驗,所以,兩年後要處決因弒君罪而被判處車裂的達米安時,就不能再把這個任務交給他了。桑松家族立即向外省的親友緊急求援。大批親友匯聚到地獄街,驚訝地讀到了那個駭人聽聞的判決書,自車裂拉瓦雅克以來,此刑就在沒有被使用過,人們都忘了如何施行它!大家翻閱史書,在羅馬史部分找到關於車裂的一些記載......
家庭會議決定,這次由夏爾‧讓‧巴蒂斯特的兄弟加布里埃爾行刑。(p.109)

卡拉斯案的平反動搖了法國司法機構的根基。與此同時,凱薩‧貝卡里亞侯爵在義大利米蘭出版了《關於輕罪與刑罰的論文》,這本書奠定了近代司法改革的基礎。作者在書中接露了死刑的殘酷性,他為「陰暗監獄中的秘密屠宰場」感到憤怒,主張預防犯罪,要求處決犯人時必須簡單、迅速。(p.129)

這些人道主義思想在司法界也引起了某些人的共鳴,這更加鼓舞伏爾泰去領導了一場針對司法錯誤、維護受害者利益的鬥爭。「拉巴爾騎士案」在這場運動中就像上帝賜予的禮物,因為現有體制中的各種問題都在這裡反映了出來。(p.130)

六月二十八日,拉巴爾被押送回阿貝維爾,訂於七月一日處決。亞眠的劊子手們從未用劍砍過頭,他們想到桑松家族的祖上就是阿貝維爾人,便邀請夏爾‧亨利‧桑松來幫忙。(p.135)

「卡拉斯案」和「拉巴爾案」不僅反映了人們扭曲的現實生活,還直接暴露出地方法院在頑固而盲目地執行一種不公正的殘酷法律。一批頑固的知識份子拒不接受新思想,由他們組成的司法堡壘沒有被動搖,一個個案件證明了這點:西爾旺案件、馬丁案件、莫朗吉案件......甚至在巴黎,盡管不少法官接受了新的哲學思想,希望改革,可保守派的勢力依然非常強大。在他們的幫助下,外省的法官們經常把犯人送上斷頭臺,不管是刑事犯還是同性戀,不管是弒父兇手還是所謂的異端分子。(p.137)

員警系統盡管有了這樣的改善,但在社會飛速發展、局勢異常複雜的十八世紀,還是不能保證首都的安全。一七七O年五月三十日,一個巨大的災難降臨了。
那天,未來的路易十六與瑪麗─安東尼舉行婚禮,巴黎大放焰火。杜伊勒里花園中,一七六三年建成的路易十五廣場和香榭麗舍大街上擠滿了人群。加布里埃爾設計的王家大街還在施工,周邊的房屋也在一七五九年之後才開始建造。深挖的大溝沒有遮攔,對於參加慶典的行人和馬車來說尤其危險。焰火結束,人們開始回家的時候,一輛超載的馬車摔進了溝裡,整車人都摔死了,人群還在不斷地向前擁,又有上百人掉入坑中。最後統計,共有三百餘人喪生。事故的原因之一,就是維持秩序的員警人手不夠。比靈斯元帥曾要求市政廳撥一千埃居給國民衛隊,讓他們維護公共安全,但遭到巴黎市長得拒絕。(p.139)

法官們的真面目在一七八八年召集三級會議時就顯現出來了。法官們偏向於貴族階層的想法,選擇一六一四年的那種議會。第三等級的人明白了,法官們表面上看來接受開明斯想,但骨子裡還是僵化的舊體制的幫兇。「卡拉斯案」和「拉巴爾案」並不是司法上的瑕疵,而是體制的必然。
有個插曲反映了當時潛在的社會政治矛盾,這就是「麵粉戰爭」。
一七七四年九月十三日,樞密院頒布了允許小麥自由買賣的命令之後,負責這方面事務的圖爾戈發現當年的收成不好,小麥價格上漲,流言蜚語開始流傳,饑荒威脅著國家...(中略)...平靜很快就恢復了,快得來不及極取必要的教訓......
「麵粉戰爭」並未導致殘酷的鎮壓,巴黎的劊子手好像只懲罰了幾個罪犯。相反的,圖爾戈所採取的經濟措施──開放種子的自由買賣,倒是使劊子手們遭受到極大的損失。(p.140~141)

圖爾戈與費黑兄弟們爭論的一個理由值得思考──「不可否認的事,所有司法機構應該給效忠它的人發工資,但如果讓被特赦的罪犯去做劊子手,不僅能收到同樣的效果,而且還便宜得多。」當劊子手抬起頭來的時候,既會有人粗暴地警告他們:「別忘了你們是卑微的賤民!」(p.142)

      第四章  從輪刑到斷頭鍘      

一七七八年七月三十日,年邁的夏爾‧讓‧巴蒂斯特知道自己不行了,回到巴黎,打算在親人身邊度過餘生。他請人叫來夏特勒的公證人吉魯先生,正是提出辭呈,並將職位傳給長子夏爾‧亨利。事實上,夏爾‧亨利代替父親工作已有二十多年,所以一教程序沒有遇到認和麻煩。(p.144)

夏爾‧讓‧巴蒂斯特去世時,年輕的國王路易十六已執政四年。劊子手家族的傳宗接代與王室的改朝換代幾乎同時進行。只差幾年!桑松一世死於一七O七年,路易十四死於一七一五年;桑松二世死於一七二六年,攝政王早他三年;桑松三世死於路易十五去世四年後。路易十六任命桑松四世時,他絕對想像不到自己的命會斷送在桑松手裡。任命桑松「為巴黎城市、司法轄區和子爵轄區刑事判決和死刑執行人」的任命書中使用的句子,現在看來就有點苦澀的味道了。

鑒於他本人的優秀品格和對使徒及羅馬天主教的崇高信仰;鑒於他的明智、知足、正直、能力和經驗;鑒於種種原因......

父親死後,為了分配遺產,夏爾‧亨利不得不賣掉祖傳的房子,同為繼承人的兄弟姊妹太多了。(p.144)

夏爾‧亨利已經三十九歲,不再是以前瀟灑倜儻、追逐姑娘的騎士了。他被妻子的慈悲感化,瑪麗‧安娜每天早晚都把家人集中在一起祈禱。

夏爾‧亨利的生活樂趣在於種花、種樹,他還在妻子的建議下開始種菜。每次回到鄉下老家時,他都喜歡整理園圃。別忘了他妻子出身菜農之家。這種對大自然的喜好,使這位大革命時期的劊子手贏得了「田園劊子手」的稱號。我們也可以稱他為「作家劊子手」,因為每天晚上,他都在日記中寫下他當天的所見所聞。這些日記對於研究恐怖時代的歷史具有不可估量的價值。(p.145~146)
(恐怖時代:特指大革命時期從一七九年五月到一七九四年七月這一階段。)

鄉紳生活並不防礙夏爾‧亨利履行他的職責。他像父親和祖父一樣,在兒子亨利很小的時候,就強迫他參加行刑,目的是要讓他逐步適應血腥。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有好幾次,亨利在看父親對犯人行刑時暈了過去。(p.146)

一七七八年,發生了一件很有意思的行事案件。故事的主角叫德羅斯.....(中略)....這個案件在當時非常轟動,不僅出版了罪犯的傳記,還發售罪犯雕像,一八二八年,還有一個以此為題材的戲劇在巴黎上演。格萊夫廣場上的火焰剛剛熄滅,就有人上去撿拾屍體殘骸,作為吉祥的飾物!
人們的這種喜好是建立在什麼基礎之上的呢?是最惡的死亡還是殘酷的刑罰?或者說,德羅斯雖然是個罪人,在人們潛意識中他卻象徵著一種巨大反抗?這是一個需要解釋的現象......(p.146~147)

一七七八年也是伏爾泰和盧梭去是的那一年。在被處死之前,德羅斯也遭受了夾棍刑的折磨。如果事發在兩年之後,牠就可以免遭這種酷刑了。一七八O年王室下了一份通令,取消這類酷刑,但還是保留了與刑罰有關的附加折磨。這一通令在人權歷史上是具有指標性意義的。十幾年前,伏爾泰就為遭到司法錯誤傷害的人呼籲,後來貝卡里亞的著作又產生了廣泛的影響,仁慈博愛的思想逐漸出現。一七五四年,俄國女沙皇葉卡捷琳娜二世從俄國法律中廢除了死刑,其他君主也紛紛仿效,尤其是托斯卡納的萊奧波德大公。(p.147~148)

法國的司法機構總的來講相當保守,短期內不太能接受改革,因此,每一場訴訟和鬥爭都具有政治色彩。有關刑事立法的這種意識形態上的鬥爭,一個年輕的醫生──讓─保羅‧馬拉解釋得很清楚。在一七七八年,馬拉參加了由納沙泰爾的公民聯盟組織的一個競賽後,就在醞釀《刑事立法計畫》,在這本書中可以找到貝里卡亞思想的痕跡,「用死來懲罰,只是給出短暫的榜樣,應該給出的是永久的榜樣,應該盡量少用死刑......刑罰不應該是殘酷的,即使是對於最嚴重的罪行(破壞自由罪、弒君罪、弒父罪、殺害親友罪)。刑罰的機器可以令人恐怖,但死亡應該是非常痛苦的。」(p.148)

馬拉言論中最有意思的是他對社會結構與刑事鎮壓的分析,其忠一篇極具顛覆性的文章幾年前就在倫敦發表了,即《奴隸的鎖鏈》。他在文章中揭露法律作為社會剝削的機器,是為特權階級服務的鎮壓工具:「所有專斷的法律終將消亡,它們為了幾個人的幸福而損害所有人的利益。」作者譴責現有的法律體系,針砭將社會劃分為階級的做法。總之,只有解決社會不平等問題之後才能改革司法體系。(p.148~149)

書可以被燒毀,書中所闡述的思想卻無法抹殺。當局本該好好分析和理解馬拉的思想,而不是視而不見。在盧梭博愛的思想影響之下,司法的概念也從形式到內容逐漸發生了變化。街上的平民百姓,當他們為那些被司法機器所迫害的人打抱不平的時候,會以他們的方式,與醫生和哲學家聯合起來,去幹一番驚天動地的大事。大革命前夕發生的兩個故事中應給人以教訓。(p.150)

第一個故事,叫「三個被處輪刑者」,講的是香檳省的三個農民拉爾多茲、布拉迪和西馬爾。(p.150~151)

盧沙爾案件的影響則更加深遠,不僅因為它最終使路易十六廢除了古老的輪刑,而且它本身就是一個政治事件。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p.151~152)

為什麼這起意義深遠的群體事件被歷史如此輕描淡寫的記錄,而對王后項鍊案卻重筆描述?這是一個謎。毫無價值的王后項鍊反映了貴族的卑鄙,像徵一個腐朽制度終將滅亡。(p.154)

如果說大革命前有些暴亂確實遭到血腥鎮壓,政府並未表現出對鎮壓的特別喜好。輿論趨向於寬容,人們也在尋找一種新的文明。具有百年歷史的桑松家族不會沒有察覺到這點。醫七八九年,由於被處決的犯人不多,夏爾‧亨利處於失業狀態,家族因此遇到了很多問題,家中的經濟狀況愈來愈糟。王室金庫收入不足,支出也就格外吝嗇,桑松已經兩年沒以收到薪金了。家庭遺產的分割和法院的寬容,都使他的收入大大減少,最後他生活的來源都成了問題。他開始不斷借貸,結果,由於負債太多,他的生活自由也受到了限制。在刑事長官的同意下,他向國王遞交了一份報告,說,他的薪金在攝政王時期被訂為每年一萬六千鎊,前幾年升為一萬七千鎊,可他已經兩年沒有收到錢了,如今負債累累,債主們已經威脅他,要變賣他家的所有財產。(p.158~159)

一七八九年四月十九日,路易十六在一間小會客室裡接見了夏爾‧亨利。...(中略)....國王對他說,王室現在沒有能力支付他應得的三萬六千鎊,但可以不讓債主們控告他;發給桑松一張安全通行證,上面寫明進只任何人在三個月內找桑松的麻煩....(p.159)

(前略)......這種艱難的歲月一直持續到一七九三年。桑松在一七九二年寫給羅德雷的陳情書中,用苦澀的字眼描述了他的困境。....(中略)......此外,外省的許多劊子手也常來向她求助,而桑松除了交會他們如使用斷頭鍘,在經濟上也幫不了他們太大的忙。有三十四個外省劊子手曾到他這裡來實習。別以為一七九三至一七九五年間頻繁使用斷頭鍘能使他們富有。(p.160)

一七八九年初,吉約坦斷頭鍘還沒有被發明,國王還在執政。桑松也不曾想到四年後,他會被歷史召喚,成為弒君者們的手臂。他並不討厭那個發給他安全通行證的國王,盡管他也接受了一些新思想。受人歧視的特殊身分史他成了一七八九年原則的擁護者。他自稱支持君主立憲制,把對國王的尊重與人權的信仰結合了起來。(p.161)

做為劊子手,採取這種比較進步的政治態度需要一定的勇氣,這種職業雖然在獨裁統治時期有過輝煌的歷史,但即將到來的新時代對這種職業卻並不寬容。制憲議會反覆討論兩個議題:有議員建議剝奪全國六十名劊子手的選舉權,但也有議員持反對態度;另一個議題就是廢除死刑,記者埃麗莎‧德路斯塔羅在十二月二十六日的《巴黎的革命》中寫道:「如果死刑既不能震懾壞人,也不能使罪犯不再重複犯罪......法蘭西民族無疑會前進到人道主義民族的行列,將這種酷刑廢除。」(p.161)

桑松當然不可能介入關於廢除死刑的爭論當中,他只關心聖法爾若報告出來後的反應。盡管制憲委員會和刑事立法委員會一致要求廢除死刑,報告只縮小了死刑的範圍(一七九一年)。而桑松也積極奔走,到處發表意見,以保護死刑執行人的權利,爭取他們所應得的公民權時。別忘了一七七六年,他與一個侯爵夫人打官司的時候,就曾向最高法院要求得到貴族世襲的特權。(p.161)

有效的公民權,死刑執行人不久就得到了。費黑家中的一人得到了上尉軍銜;亨利‧桑松也得到了國民衛隊上尉的軍銜;好幾個外省的死刑執行人得到了選舉議席......
桑松厭惡的那些尖酸文人就此閉嘴了嗎?沒那麼快。他對卡米耶‧德穆蘭的起訴就是證明。...(略).....事實上,這件看起來很小的訴訟案掩蓋了另一個沒有被桑松處理好而後果更嚴重的事件,桑松也因此被捕入獄,還差點兒受到刑罰。就在國民議會討論刑事判決執行人的要求時,媒體也掀起了一場討論,旨在質問桑松接受新思想的真誠度。(p.165)

一七九O年二月之後,桑松的政治麻煩基本上告一段落。但一個需要重新去適應的新紀元來臨了。輪刑被取消了,刑罰被統一了,一種新的殺人機器也誕生了。短短的時間內發生了這麼多變化,要養成新的習慣!夏爾‧亨利‧桑松是否能夠適應?他已經五十歲了,身體疲勞而多病。亨利出生於一七六四年,幾年前就已經跟隨父親在斷頭臺上當助手,他想盡快把自己的職位傳給兒子。一七九O年九月十三日,他在巴黎公證人吉拉爾丹先生面前提出辭職,將職位讓給亨利,可掌璽大臣並沒有發放繼任所必須的任命書。夏爾‧亨利不得不留在位子上,保留這可悲的特權,因為這行業愈來愈難做了。在吉約坦斷頭鍘被使用之前,有幾個絞刑的執行情況很能說明他的困難程度。(p.167~168)

首先是媒體大肆渲染的阿加斯兄弟的悲慘經歷。(p.168~169)

桑松執行的最後一次絞刑事處決法弗拉斯侯爵,那次絞刑也進行得很不順利。(p.169~170)

現在,我們來介紹一下那個發明斷頭鍘的著名人物。
吉約坦,一七九O年的時候五十二歲......(p.172~175)

安東莞‧路易醫生則屬於另一個層次的人。做為著名學者,他其實才是斷頭鍘真正的發明人。......(p.175~183)

      第五章  從大屠殺到國王之死      

大革命時期,每當有重大事件發生,咖啡館和酒館都會成為傳聲筒。(p.193)

兩天之內,巴黎死了約一千五百人,斷頭鍘還將砍掉兩千七百顆腦袋。繼人民的直接司法之後,還會有革命法庭的政治司法,它們之間的區別是:前者是盲目殺人,集體瘋狂;後者是按計畫殺人,警方配合。
對於九月大屠殺的性質,羅伯斯比爾看得很清楚。他說:「你們想要一場沒有巨變的革命嗎?不付出這樣的代價,哪個民族能動搖暴君統治的基石呢?」但我們巴柏夫是這樣看待暴力的終極目標的,「我理解人民執行的正義,我贊同這種司法,如果它消滅的是罪人的話。但現在到處都是劊子手、酷刑氾濫──分屍、折磨、輪刑、火焚、絞刑架。道德淪喪了!當權者沒有讓我們變得更文明而是更野蠻,因為他們自己就很野蠻。」(p.200)

就在人們屠殺嫌疑犯時,桑松在做什麼呢?為什麼他沒有被召去執行處決?理由很簡單:他也成了嫌疑犯,與其他犯人還有他的兩個兄弟一起被關在修道院監獄。造反者們覺得,松桑加足與過去的權力機構關係密切,不太可能不是保王派。
松桑的職業最終幫助他保住了腦袋,斷頭鍘需要經驗豐富的專家來使用。刑事法庭將夏爾‧亨利從監獄中提了出來,讓他去處決三個犯人。從某種程度上說,這是對他職業操守的肯定。(p.201)

《多情的魔鬼》一書的作者的情況是不是一個範本呢?刑事法庭是否比九月大屠殺的兇手還要殘酷呢?不是的。從法庭所判處的死刑數量來說,它還是比較溫和的、比較尊重司法形式的,至少表面上是這樣的......特別法庭運作了三個月後就被取消了。議會不是認為它太激烈,而是認為它太手軟,尤其是認為它已經沒有用處,因為清洗工作已被群眾自發地完成了。(p.204~205)

八月十八日,羅伯斯比爾雖然也被推選為刑事法庭的法官,可他沒有赴任。做為精明的政治家,他明白人民已經迷戀上了斷頭鍘,他們最想看到的演出,就是形式上對舊制度進行催毀──處決國王!(p.205)

桑松的第一個反應是拒絕染上王室的鮮血。十二月十四日,一封信──也可能是偽造的,送到國民公會主席手中。信是以松桑兄弟的名義寫的,要求辭去劊子手一職,因為害怕「參與謀殺,它們的名字肯定將永遠被誠實和熱血之人所憎惡」。這封信如果不是松桑兄弟所寫,也表達了他們內心深處的想法。夏爾‧亨利雖然早就接受了一七八九年的革命思想,但近期發生的事件使他有了更冷靜的思考。他對到他家裡來的人、對寫信泣求他(或威脅他)不要執行對國王的處決的人都表示同情......其中有個年輕人,因為悲痛欲絕,在路易十六廣場自殺了,以示對國王的忠誠......
松桑的妻兒們請求他不要因此辭職,他的離去絲毫不能改變結果,反而會使自己受到懷疑。而且,如果換了一個新手,由於經驗不足,還可能給受難者帶來更多的痛苦。松桑只好聽天由命了。他等著檢察總長的命令,給他指定行刑的日期、時間和地點。一月二十日,他收到了這份可怕的通知。(p.208)

一月二十日晚,桑松一家在做痛苦的祈禱。不幸的巧合是,這一天也是夏爾‧亨利和妻子結婚二十週年紀念日。這個紀念日幾個月前就已被二兒子的死蒙上陰影(兒子在夜間行刑時不慎從斷頭臺上摔下死亡),加上第二天即將發生的事,做為巴黎的劊子手,他很不願意成為弒君的英雄.....(p.209)

在有關國王之死的眾多傳說中,流傳最廣的是,桑松為高貴的受難者做了贖罪彌撒,先是在行刑後,以後又堅持在每年的這一日都做。這一傳說,在巴爾札克的筆下被描繪得活靈活現。巴爾札克是這樣寫的.....巴爾札克描述的故事肯定只是文學創作,但它至少基於一個真實:以前的劊子手常為他們所憐憫或佩服的受難者做彌撒。為什麼虔誠的桑松就不能這麼做呢?不管故事如何描寫,事實的真相是,在一八O六年七月四日去世之前,夏爾‧亨利每天晚上都在斬首路易十六的鍘刀前祈求國王安息。(p.218)

        第六章  從監獄到斷頭臺        

人們常說革命監獄是十八世紀最後的沙龍,這真是基於真理的悖論。(p.224)

全巴黎的人都熟悉了劊子手的身影。他的穿著很講究,燕尾服總是規規矩矩地扣好鈕扣,那頂著名的大禮帽鼓鼓的,頭髮必定要細心梳理過。人們給他一個雅號「無脂粉」(sans farine)。必須承認,這個文字遊戲有點可悲......(p.240)

這種虐待行徑好像與桑松無緣,他的莊重與自律受到了眾人的讚揚,包括保王派。如果說在職業生涯中,外省的劊子手會出現一種病態的兇殘,桑松則更關注與尊重人性。況且,他似乎很少親自動手。他兒子亨利後來說,他只「對這些可怕的犧牲做壁上觀」。他說:「在那個可怕的時期,我們好像都變得很遲鈍、不再思考,因為那是每天要做的事情,我們懷著冷漠的心情去完成任務。」實際上,是小職員去完成主子們交給他們的差使。(p.246)

人們美化桑松的精神道德,讚揚他身上的人性,納是因為他技巧高超。事實上,他縮短了受害者的痛苦過程。教士卡里松見證了諾阿伊公爵夫人之死。他的說法證明了這一點:「應該說,或是出於某種人性,或是由於習慣和近快結束的願望,被處死者的痛苦被劊子手的迅捷動作大大減輕了。他們十分注意這一點,在使犯人背對斷頭臺之前,便把他們擊倒,讓他們什麼也看不見,從而大大減輕了他們的痛苦。我要感激他們,感激他們的莊重和持之以恆的認真態度,不嘲弄或侮辱死刑犯。」(p.246)

桑松也沒有逃脫說唱藝人的諷刺:

桑松先生聰明絕頂!
他舉起命運之刃、
他要怎麼樣、
把自己的腦袋砍掉?

明天,桑松會裝出傻樣,
對我說:我給你剃頭。
請吧,朋友!
到另一個世界去實行恐怖。

(p.258)

        第七章  斷頭鍘超速運行        

一七九三年四月六日是法國革命史上的一個重要日子。這天,革命法庭首次開庭。此後的十六個月裡,它將讓恐怖肆虐全國,人人自危。(p.260)

她(夏洛特‧科黛)給巴爾巴魯寫了一封信,在信中講述她的旅行,不乏幽默地慶幸自己的成功,「盡管如此,人們可能不大滿意給『偉人』當陪葬品的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女子。對不起,男人們,那個名字給你們蒙上了恥辱,因為那是一頭凶惡的野獸,要以內戰之火吞噬整個法蘭西。」在這封信中,她坦率地告訴巴爾巴魯,馬拉想把她送上斷頭臺。她遺憾的是,沒能在議會裡殺死馬拉。她內心極其平靜,「我打倒了一個大罪人......兩天以來,我享受著平靜。國家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
在這封充滿挑釁的信裡,夏洛特‧科黛宣稱,她選擇一個山嶽派議員杜勒塞‧德蓬特古朗給她辯護,「我想他會拒絕此一榮譽,因為這不會給他帶來多少活計。我也想過要請羅伯斯比爾或沙博。」她十分平靜地準備迎接死亡。「明天八點對我進行判決,也可能的是中午十二點,用羅馬人的話來講,『我已生活過了』。」這要有多大的勇氣啊!
七月十七日,法庭裡人頭鑽動,因為整個巴黎都被這個女犯的堅韌性格所吸引。大廳擠滿了人,整個王宮到處都是人,大家都想看看當天的女英雄。(p.267)

下面,讓我們來聽聽桑松是怎麼說的吧!

到達革命廣場時,我起身站到她面前,想阻止她看見斷頭臺。但她探身向前想看個明白。她對我說:「我有權利好奇,我還未見過呢!」不過,我注意到她臉色發白了。但這僅僅一瞬間,幾乎與此同時,她的臉色又恢復了紅潤。......這種場面,我已經非常熟悉。但此時,我害怕了。我覺得那雙半睜著的眼睛死死地盯著我,我又見到了她眼中那種不可抗拒的動人溫柔。於是,我立即轉過頭避開。(p.270)

有些人歌唱吉倫特派的歌曲走向死亡。他們不是反革命份子,而是另一派革命者。這一時期,由於革命隊伍內部的清洗,巴黎和里昂都一樣,革命開始自殘。在此意義上,處決高爾薩斯很有象徵意義。高爾薩斯是議員、記者,貝西歐、巴爾巴魯和盧維的朋友。他像他的朋友們一樣躲到外省,後以假身分回到巴黎,在女友家中被捕。十月七日,他被處死,先於月底被砍頭的三十一名吉倫特黨人,但在這之間,將有一顆頭戴王冠的頭顱──瑪麗─安東尼的頭顱染紅這罪惡的殺人機器。(p.276)

......一七九三年十一月和十二月,又有幾個名人的人頭落地,其間,不乏值得一提的事件。
著名的女傑奧蘭普‧德股熱曾創立編織女工俱樂部,身邊圍著一群非常狂熱的女工。她在國民公會講壇上竟想為路易十六辯護,結果付出了代價!這個南方女子,已經身懷六甲,在去斷頭臺的路上,她一直在哭。她在留給兒子的最後一封信裡有這樣的話:「親愛的兒子,我去死,是因為我是熱愛祖國和為人民犧牲的人。人民的敵人在共和主義面具的掩蓋下把我送上斷頭臺,我毫無悔恨......」
十一月四日,輪到亞當‧呂克斯了,另一個非同一般的人物。這個盧梭的信徒是個理想主義者,曾把革命時期看成是自由和博愛的美好日子。他是美因茨公民,受同胞委託,來到巴黎,要求把他的城市歸屬於法國。他先與吉倫特派的瓜代和皮修連繫,後來被新制度的血腥嚇壞了。他特別欣賞夏洛特‧科黛,緊隨著她去斷頭臺的囚車,完全被那個非凡的女人所吸引,愛上了那個驕傲的女囚。為了紀念她,他寫了一篇長文,張貼到巴黎的牆上。他印發了一本小冊子,讚揚那個女子的壯舉.....(p.289~290)

這本小冊子讓巴黎人大為驚訝,他們知道了這個亞當‧呂克斯並非假名,而是敢於亮相、準備為夏洛特‧科黛去死的人。(p.290)

十一月上旬,還有兩個象徵性的人物被處死:菲力浦‧德奧爾良(十一月六日)和洛朗夫人(十一月八日)。菲力浦是血統純正的王子、弒君犯、原法國共濟會總會大主管,人們讓他獨享一輛囚車,但他的頭顱挨了斷頭鍘仍遭到唾棄,因為他背叛了一切。不過,他站立在囚車上,對人們的噓聲和嘲諷無動於衷。洛朗夫人的場面則令人感動,她是吉倫特派的靈魂,人們開玩笑說她是「吉倫特派中唯一一個男人。」......她向公眾說話時,遭到了噓聲,於是她放棄宣讀已經準備好的辯護書。當她聽到判決時,她蔑視地對法官們說:「你們判定我應該追隨被你們殺害的偉人們的命運,我將在斷頭臺上盡力表現出他們那種視死如歸的勇氣。」
富吉埃對這種死頑固的行為大為光火,立即給行刑者下令:「為了公眾的利益,今天必須行刑。」陪她一起上斷頭臺的是另一個死刑犯,原紙幣造幣廠廠長拉瑪什。登上囚車之前,洛朗夫人吃了一點兒東西,並試圖讓沮喪的同伴打起精神來。接著,她聽任桑松剪去頭髮,把她的手捆在背後。她微笑著被帶到革命廣場。剛開始,群眾沒敢罵她,她身穿一件印著玫瑰花的白色連衣裙,顯得端莊美麗。後來,ㄧ群狂熱份子向她喊道:「上斷頭臺!」她回答道:「我會去的。」
夜幕降臨了,冷颼颼的,秋風吹落了最後的樹葉。一來到斷頭臺腳下,桑松的幫手們就揪住她,但洛朗夫人可憐他的同伴,要求讓拉瑪什先走。桑松猶豫了:能違反接到的命令嗎?這時,她嘲弄道:「您能拒絕醫個女人最後的請求嗎?」拉瑪什被處決後,洛朗夫人登上了斷頭臺,她仰視著自由女神像,發出這句將被歷史永遠記著的名言:「啊,自由之神,人們以你的名義犯下了多少罪惡啊!」(p.290~291)

一場場處決,總是相同,又總是不同。然而,其中有場判決,由於窮凶惡極需要特別一提,這就是自由理性節的第二天,伊七九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對巴伊的處決。(p.291)

這個胸前佈滿勳章的天文學家的命運讓人感到奇怪...(略)...他是個徹頭徹尾的理性主義者、超前的意識形態學家。這位慈祥溫厚、渴求名望的資產者卻成了瘋狂群眾取樂的玩偶,長達數小時之久。這是怎麼一回事呢?(p.291)

所有的不幸源於一七九一年七月十七日戰神廣場上發生的那場意外鬥毆,俱樂部分子在國王由瓦萊納歸來時,上街遊行,要求國民大會宣布廢黜國王。由德奧爾良公爵暗中策畫的這場騷亂,遭到了拉法耶特和巴伊的鎮壓。伊些遊行者在士兵的槍彈下喪生。巴黎沒有忘記前市長的這次光輝業績,決心讓他為此付出巨大的代價。(p.292)

事實上,公眾不能接受的是那些壯烈的死亡,是那些把死刑犯變成英雄的死亡。他們喜歡的是眼淚和嚎啕大哭,是死亡之前表現出來的人性的絕望。一七九三年十二月七日對杜巴麗夫人的處決可謂此類樣板。(p.294)

桑松在日記裡寫道:「男女公民們都低下了頭,不再謾罵她。我從未見過人們如此無精打采。不久之前,還是這些人,他們對巴伊公民是那麼殘酷、那麼膽大妄為。」她還做起了劊子手的工作,對他說:「不,您不會處死我的,是吧?」桑松承認:「我像其他人一樣,感到渾身無力,想為她哭,比其他人更痛苦地哭,因為這個不幸的女人使我想起了自己的青春年華。」
來到斷頭臺前,她以為最後才會處決她,但桑松接到命令,要她立即登上斷頭臺。她與桑松的助手們發生了嚴重的肢體衝突,盡管她還被綑綁著,「不要立刻執行,等等,先生們,請你們再等一會兒!」
幾個大男人用了三分鐘才將她制伏。在斷頭鍘落在這個著名交計花的脖子前,就有許多圍觀者逃開了。讓人感到不可思議。桑松寫道:「到了斷頭臺,她又開始號叫,在河對岸都能聽到她的聲音。她看起來十分恐怖,我們終於把她制伏了,然後匆匆完成任務。」
事後不久,桑松在日記裡又提到這場死刑,說,自從杜巴麗夫人死後,公民們對死刑不再那樣熱中了。「如果所有的死刑犯都像她那樣大叫著掙扎,斷頭臺就不會存在太久。」

        第八章  政治訴訟:埃貝爾和丹東        

那些觀察員到底是什麼人呢?
他們當中有些是普通百姓,另一些人頗具文化,甚至還是詩人。但不管他們是什麼樣的人,也不管他們都出於什麼動機,使他們在恐怖時期去做這種奇怪的工作。他們在一七九四年一月至七月這六個月的特殊時期所蒐集的大量詳細材料,使我們得以感受當時在巴黎英雄主義和恐怖氣氛共存。
這些人到處滲透:群眾集會(這是巴孔的專長);公共場所,比如咖啡館、集市或劇院;商店,甚至在某些人家中。他們關注人們的不滿情緒,分析流言,尋找危險分子。(p.300)

如果我們用每個人都十分喜歡的古典主義悲劇的標準去衡量,斷頭臺給我們展示的場景該是多麼壯麗!死刑執行人就是它傑出的主角,他每天重複著神聖的動作,就像祭司在做神聖的祭奠。桑松在公眾中也有眾多的粉絲,吉羅在寫給救國委員會某成員的一封信中曾說.....(p.308~309)

對於檢舉揭發的恐懼,使得社會關係疏遠了,許多人寧願生活在與世隔絕的狀態中。(p.312)

大革命之後,國民公會的幾個倖存者寫下了他們的回憶錄,其中索恩─盧瓦爾省的議員博多簡要地概述道:「我們以為我們擁有一個體系,這是個幻覺。我們不得不遵循這個必要性:殺人以免被殺。」巴雷爾寫的也幾乎一樣,「把鄰居的頭砍掉,以免自己的頭被鄰居砍掉。」(p.312)

輿論也無法倖免,因為間隙無所不在!當時的弄潮兒用藝術般的手法來玩弄公共輿論,直到自己也變成犧牲品。三、四月份發生了兩件重大的政治訴訟案,丹東和埃貝爾成了被告。這是經過長時間精心準備的兩個案件,也是兩個重要的歷史事件。(p.312)

隨著他們之間的唇槍舌劍,兩人都名譽掃地,以至於公共輿論都認為他們該上斷頭臺。這年的年初就有十幾個不太重要的人頭落地:被認為陰謀造反的貴族保王派、鼓動宗教狂熱的教士、因輸掉幾場戰鬥而被指控通敵的軍官、紙幣造假、批發商、農夫、小學教師......對於他們的指控主要是發表不道德的言論和囤積居奇。從鄉下回到巴黎的桑松,對最後這類人尤為痛恨,他寫道.......(p.314~315)

桑松所提到的事情值得交代一下,此事所反映出人們的精神狀態,在此後的幾個星期裡將蔓延得更快.....(p.315 - 320)

到斷頭鍘前,丹東始終如一。從最猛烈的憤怒到最莊嚴的平靜,之間毫無過渡......來到廣場時,看到斷頭臺,他臉色變了,我看到他的眼睛濕潤了。(p.341)

在這場離奇的案件中,有三十多個人付出了生命。他們之間沒有任何相同之處,屬於敵對的黨派和思想對立的家族。這就開啟了恐怖時期的新階段,用聖茹斯特的話來說:「人滿為患的是墳墓而不是監獄。」(p.344)

劊子手們的精神狀態同樣糟糕,桑松這樣記錄道:
......有人說我們對鮮血已經習慣了,可當這鮮血是來自於我們同類的時候,這不是真的。我說的不是我,而是我的助手們。自從我們要整車整車地把南人和女人拉去砍頭以來,我意值觀察著他們。......他們自己都糊塗了,即使最勇敢的人也變得沉默了。只有在他們喝過烈酒之後,他們才能重新鎮定下來。如果我們這些人都會有這樣的感覺,那麼人民的感覺會是怎樣的呢?(p.347~348)

就在桑松寫這幾行字的時候,他自己還不知道,他還沒有經歷他職業生涯中最糟糕的境況......這期間,他砍了數不清的頭,包括幾個偉大的人物和聖潔的婦女!其中兩名受害人的經歷足以見證劊子手這個職業的恐怖和冷酷,他們是拉瓦西埃和伊莉莎白夫人。(p.348~351)

如果說拉瓦西埃是科學的象徵,那麼伊莉莎白夫人則是慈悲和善良的代表。(p.349)

        第九章  七個恐怖週        

......羅伯斯比爾畢竟是這輛不協調戰車的持韁人,他控制著最高治安力量。為了顯示這種特殊地位,他通過忠誠的庫東於六月十日提出了「優化」革命法庭的計劃,這就是著名的牧月二十二日法令。「寬容就是凶殘,就是對弒父罪的寬恕。」庫東宣稱,他隨後擴大了可訂為死罪的「人民公敵」的範圍。為了簡化革命法庭的審判程序,庫東計畫取消預審,允許今後在檢舉揭發的基礎之上直接起訴;取消被告的律師幫助,而且如有物證,連證人也不必有。(p.356)

牧月法令一經頒布,就開始了「極度恐怖時期」。(p.356)

桑松如何面對這驟增的工作量、面對這司法的墮落和治安的惡化呢?做為一個虔誠的教徒,他還能忍受做「非正義之手」嗎?
他似乎對這種卑鄙的使命感到遺憾,但並不想辭職。再說,他有辭職的理由嗎?他難道不是這個體制的第一人質嗎?(p.365)

在「監獄陰謀案」期間,桑松不是不知道法庭的司法缺陷,他記錄道:「對於把人送上斷頭臺,沒有比(革命)法庭僅憑猜測就判決更荒謬的了。」有時,他也很絕望,「可怕的一天!斷頭臺吞噬了五十四個人!牧月二十九日,我一點兒力氣都沒有,心臟也承受不住了。人們給我看了一張在城裡流傳的漫畫。畫裡的我正在一塊平原上給自己砍頭,周圍堆著一望無際的無頭屍體和人頭。如果需要我的脖子去破壞斷頭鍘,我準備好了。畫家並沒有撒謊。」他還反省自己表面上的冷漠,「如果我沒有感到憐憫,那一定是我的精神有病,也可能是上帝在懲罰我的懦弱和屈從,這與我生來就要為其服務的正義是那麼不配。」隨著時間的推移,他開始感到暈眩、麻痺,常發高燒,「周邊的人、家具、城牆,一切都在我身邊跳舞和旋轉,我好像聽到淒涼的嗚咽之聲。」他說自己無法給死囚剪髮、綑綁他們的手臂。「我把他們帶向死亡,可我無法相信他們就要死去。」這六個星期,他就像做了一個時常被驚醒的噩夢,他像機器人一樣機械地完成他的工作。「隨後鍘刀的聲音使我回到現實......我有些瘋狂起來。第一個要詛咒的人就是我自己,我咒罵自己!我咒罵那些手持馬刀的憲兵,是他們將這些可憐的、無辜的、雙手被綑綁的人帶到斷頭臺。我詛咒那些愚蠢的民眾,他們只會看著受難者死去,卻一動不敢動,不敢做出任何拯救他們的動作。我還要詛咒那照耀著這一切的太陽。事後,我離開廣場,被心靈的痛苦折磨得死去活來,想哭卻沒有淚水。」(p.365~366)

六月十七日,對所謂的「紅衫案」犯人的處決,使桑松動了辭職的心。(p.366)
(紅衫案:極度恐怖時期的一個訴訟案,在牧月二十九日,一次就處決了五十四人。)

從那天起,劊子手桑松就經常受到幻覺的困擾,處決整車整車的婦女使他感覺恥辱,「獲月七日(即六月二十五日)......即使最堅強的人也會心生憐憫。有三、四次,我看到路人紛紛躲避,街上空無一人,我的助手們也反常地變得憂鬱和膽小,其中一人說:『他們強迫我們讓斷頭鍘蒙上恥辱。』今天,不只我一個人感到痛苦。」(p.367)

夏爾‧亨利‧桑松的日記在獲月九日(即六月二十七日)突然停止了,正好在極度恐怖時期的密集處決之前。自「紅衫案」那批人被處決後,他在這些事件的壓力之下,精神一度失常,神情憂鬱、臉色蒼白,試圖在孤獨中掩蓋自己的痛苦。他的精神已經無法承受,任何一點兒意外的聲響都會讓他心驚肉跳。他在思想和心靈深處感到深深的內疚。他自我反省,厭惡自己和周圍的人。從此,他的助手戴斯莫萊接替他起草所有文字。(p.368)

        第十章  督政府:大清洗        

桑松在這些巨變中是如何度過的呢?他處決了國王、丹東、羅伯斯比爾,毫不費力地砍下了卡里埃和富吉埃的腦袋。但對於自己的兒子,他能做到嗎?幾個星期以來,他確實面臨了這樣一個問題,他的指定繼承人亨利,由於有羅伯斯比爾派之嫌疑,不幸受到指控。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身材高大的亨利出身於一七六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前額很寬,過早禿頂。一七九三年,他被巴黎國民衛隊徵召入伍,成了一名中士......(p.396)

亨利‧桑松是否僅僅因為在場,就與羅伯斯比爾是一夥的呢?......兩個桑松,侄子與叔叔,都是「專門被通知道卑鄙的科芬阿勒那裡集合,並且陪同那個陰謀家,一直來到國家的聖殿。他們居然從國家司法部門的手中奪走了叛徒昂里奧,並將軍隊的指揮權交到他,讓他來對付人民代表。」
如果這種指控被證明是真的,兩個人都會丟腦袋。他們與四十幾名自衛隊士兵被關押在一起,於九月一日被革命法庭傳訊。亨利‧桑松這樣寫道:

我和叔叔都是因那天的無辜行為而被革命法庭傳訊的。......應該承認,我十分擔心。因為只要有一個罪名成立,他們就可以把我送上斷頭臺......我們得到了令人欽佩的辯護:馬松由布特隆律師辯護,我的叔叔由朱利安娜律師辯護,我由肖沃─拉加爾德律師辯護,他雄辯的聲音以前也經常在這個大廳裡回響,卻難以拯救無辜者的生命,現在卻產生了奇妙的作用。人們從他的聲音裡感覺得到,在如此多的屠殺之後,他的靈魂在正義之光下重又煥發了生命。辯護詞結束後,大廳裡響起了熱烈的掌聲。
於是,法庭最後判我們無罪......我從小就對法院十分了解,所以一聽到無罪判決,就趕緊跑到審判大廳的側廳,父親正在那裡焦急地等待審判結果。我被他緊緊抱在懷中,高興得哭了起來......(p.397~399)

這段歷史是否會改變亨利的人生道路,使他不能順利地接父親的班呢?沒有。幾個月後,他就被調離部隊來接替父親的劊子手職位。父親看到他對於此任命有所猶豫,便對他說:「我們家的義務應該由你來承擔。這個工作美年能給你帶來超過一萬兩千鎊的收入,孩子,你應該接我的班。你知道,這個世界對我們(劊子手)的偏見會妨礙你在部隊的前程,哪怕你只當個上尉。現在這樣,你將能安靜地生活,至少不會有人來干擾你的工作了。」

在等待權力交接的期間,老桑松毫不猶豫地繼續幹他的老本行。這時,被壓制了幾年的社會沉渣又重新浮起,投機倒把日益猖獗,走私和公債投機成了普遍現象,盜竊和謀殺事件也多了起來,犯罪團夥遍布全國各地,搶劫多到前所未聞。如果說法庭對政治犯還比較心軟,對刑事犯就毫不手軟了。要麼示眾,要麼砍頭。

刑事犯的大量產生,是建立在人民普遍不滿的基礎之上的。巴黎處於飢餓狀態。一七九五年冬,大街上發生了騷亂,提醒當權者,他們曾許諾羅伯斯比爾倒臺之後一切都會好起來。.....(p.399)

不久,在朗熱內的建議下,國民公會原則上同意了以下的決定:所有死於牧月二十二日法令的人,「無論無辜還是有罪,由於沒有經過審判,因此都被當作是被謀殺的。」(p.403)

夏爾‧亨利‧桑松在五十六歲時,把自己做為巴黎最高司法行刑人的衣缽傳給了他二十八歲的兒子亨利。他一生中執行了兩千七百多個死刑,在法國國民眼中成了政治懲罰的象徵。在《共和三年之監獄年鑑》的一幅版畫上,他躺在斷頭臺的滑板上,正在玩弄鍘刀的機關,腦袋枕在擺放成金字塔形的人頭上,旁邊的一塊塔牌上註明人頭的主人:教士、議員、貴族、制憲議會成員、立法議會成員、國民公會成員、平名百姓等等,當然,後者的頭顱最多......(p.403)

一七九五年八月三十日(共和三年果月十三日),桑松以身患疾病為由,向行政、警務及司法委員會候補檢察總長德拉埃遞交了辭呈。他說自己身患「腎病」,請求得到每年一千法郎的補助,並且不排除重新工作的可能性──如果健康有所好轉。他的辭呈被接受了,九月四日,兒子亨利正式接替了他的職位。(p.403)

夏爾‧亨利退休後並沒有閒著(他死於一八O六年),不僅在鄉夏的家中收拾花園,有重要人物要被他兒子處決時,人們還能在斷頭臺夏看到他。一八O二年,他還向首席執政官(拿破崙)遞交了一份請願書,請求赦免所有被判死刑的婦女。(p.403~404]

這位將成為督政府、執政府、帝國和復僻時期的劊子手,到底是什麼樣的人呢?他像父親夏爾‧亨利一樣喜歡修飾外表。他總是一身黑色服裝,飾以老式花邊,往往一副鄭重其事的樣子。他漂亮的妻子名叫瑪麗‧路易絲,生於一個與劊子手家庭毫無關聯的家庭。他們一共有四個孩子,其中亨利‧克萊芒將繼承父業。他很少與上流社會接觸,職業的偏見總是存在的。他的家庭生活遵循一種長期形成的模式:下午一點吃午飯、五點吃點心、八點吃晚飯。助手們住在他們家隔壁的房子裡(開始是夏爾‧亨利住過的房子,後來搬到馬海街的一棟房子裡)。松桑家在宗教上的虔誠是有傳統的,每個星期六,亨利都要向自己街區的窮人們布施面包。他也沒有忘記自己在外省劊子手眼中的特殊地位,一七八九年八月,司法部就有關外省劊子手請願的事情諮詢他的意見,他撰寫了一份厚厚的報告,勇敢地說明了他們所處的悲慘的經濟狀況和社會地位,尤其指明大革命之後,民眾對他們還「像以前一樣,當他們是賤民」。(p.404~405)

他的家庭很注重藝術和文學上的修養,尤其是音樂。亨利彈得一手好鋼琴,並經常光顧巴黎歌劇院和沃德維爾戲劇院,他很可能寫過一些歌詞,據說相當成功。(p.405)

桑松家的藏書也很豐富,他收藏了一些稀有的和重要的書籍。亨利和兒子亨利‧克萊芒已經可以被稱作讀書人了,亨利還說得一口流利的英語,可以毫無困難地語湯瑪斯‧潘恩對話。出於好奇,也是為了實際利益,他還重拾了祖上在醫療和醫藥上的研究,治好了許多病人,並且根據傳統,免費治療窮人,高價治療富人。(p.405)

在政治上,亨利‧桑松好像比他父親還要保守。革命造成的嚴重後果,使他更傾向於維護秩序,而靈魂上他是個保王派。因此,每年的一月二十一日,他都根據父親夏爾‧亨利得囑託,請人為路易十六的靈魂安息做贖罪彌撒。直到一八四O年亨利‧桑松去世,他的兒子亨利‧克萊芒才放棄此一活動。(p.405)

他聲稱並不支援死刑,他更像是一個企業老闆,管理一切,但不親自動手,「是我的助手們來綑綁犯人的手臂,給他們剃頭和準備籃子。我在場,只是用來保證一切能正常和迅速進行。我留在斷頭臺下,在最後時刻,一個眼色就可以讓立柱左邊的助手鬆開阻擋鍘刀的三角木。」(p.406)

這位「乾淨的」劊子手對自己的工作感到羞恥嗎?他會為取消死刑而奮鬥嗎?一點兒也不。他記錄道:「處於仁慈之心,人們不斷地數落死刑,也不斷威脅我們的生存。我向你們保證......如果從法典中取消這個刑罰,那將是一個巨大的不幸,因為那些在我們手中掉腦袋的人,即使讓他們活著也永遠不會變成好人。」(p.406)

既然這項工作相對輕鬆,且收入不菲,那麼為什麼、又怎麼能讓他成為廢除死刑的支持者呢?.....(略).....如果說夏爾‧亨利舒適地度過了一生,他的後人在醫療和小手術上的收入,使得他們的生活更加富有。(p.406)

在一七九五年九月,亨利正式接替父親的職位時,現實生活中仍然烏雲密布。當局在當年春天鎮壓了雅各賓黨派之後........(p.406)

人民唱起了反革命歌曲《人民之覺醒》:

法國人民,兄弟般的人民,
看著罪惡高高舉起
屠殺和恐怖的旗幡
你能不氣得發抖嗎?
你忍受凶惡的團夥,
殺人犯和強盜,
以其殘忍的氣息
玷污這生者的土地。
這種野蠻的遲鈍是什麼?
快,自主的人民,
將所有嗜血的傢伙,
送給特耶爾的魔鬼!
向所有罪惡的幫兇開戰!
追擊他們,直到他們死亡:
分擔我們胸中的怨憤吧!
他們逃不出我們的手掌
......

(p.407~408)

極具象徵意義的是,國民公會在解散之前決定,「死刑將在完全和平之後廢除,革命廣場的名字將會改為協和廣場;所有與革命事件有關的在押犯人都將被寬大處理,除了葡月政變得陰謀家、流放教士、指券造假者、流亡貴族。」這些決定讓人明顯感覺到當時人們的思想變化。(p.409)

革命的斷頭臺被埋葬了嗎?不完全是。被歷史所拖延或者說是對未來的預言,直到一七九七年五月二十七日,一個名叫格拉庫斯‧巴伯夫的人才為它畫下了歷史的句點。在講述這個故事之前,先講一下桑松的最後一個「犧牲品」──瑪麗─弗朗索瓦茲‧卡爾勒‧米熱利。(p.410~p.411)

一七六O年出生於聖康坦的巴伯夫就是完全另一回事了,他一生中遭到許多磨難和不明不白的關押。......死前之夜,巴伯夫一直在給親人寫信,還修改他希望將來能夠發表的自辯書。他顯示出令人欽佩的勇氣,在前往斷頭臺的路上,還不停地向觀眾講述他的思想和與親人分離的傷感。他是死囚的模範!他在獄中寫道:「盡管我思緒萬千,但我感覺得到,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分鐘,我也未做過有損於誠實人聲譽的任何事情。」(p.411~412)

布幕在悲劇散場之後終於可以落下了。對巴伯夫的處決,是令人愉快的提醒。無論在巴黎還是在外省,如果說行刑人還繼續在幹他的工作,但他已經從人們的視線中消失。他又變成了以前的賤民,大革命並沒有更多地改變他的命運。(p.412)

                尾聲                 

巴伯夫的死僅僅終結了斷頭鍘的政治歷史。此後,斷頭臺只用來懲罰刑事犯,但這並不意謂著它更接近於伸張正義,在這方面的最好證據就是由亨利‧桑松於一七九六年十月三十日執行的一次處決。在那個所謂的「里昂郵車案」當中,共有三人遭受死刑:萊蘇爾克、大衛‧貝爾納和庫爾尤勒。這完全是一場司法冤案!(p.413)

斷頭臺在人們腦海中與鎮壓反革命是不可分割的,但它有時也是革命的詆毀者。某些人夢想重新啟用舊制時帶的刑罰:絞刑、輪刑。一八O二年,烙刑被重新使用,緊接著又為弒父罪設立了標準的死刑儀式:犯人將被赤腳領上斷頭臺,身著襯衫,頭蒙黑布。(p.413)

盡管受到各種指責,斷頭臺依然保留著它的特殊用途,十九世紀初期它還被經常使用,這也反映出當時不斷攀升的犯罪率和犯罪團夥的猖獗。此外,各種陰謀在首都也層出不窮,死刑被用來打擊不同「信仰」的人。(p.413)

一八三二年,是斷頭臺歷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的一年。一月二十日,塞納省省長在王家法庭檢察總長的建議之下,簽署了一分法令,規定「死刑將在聖雅克鎮的邊緣處執行」。法令依據的道德理由是:在格萊夫廣場上被砍頭的有許多是「為了國家利益而光榮和慷慨地灑出鮮血的公民」。格萊夫廣場自一三一O年執行第一次死刑以來,已有五百二十二年的歷史。此後,這裡再也見不到劊子手了。(p.414~415)

一八三二年的法令開始生效時,亨利‧桑松已經六十九歲,它的獨生子亨利‧克萊芒當時三十三歲,應該要接父親的班了。這最後一位桑松的入行進行得不太順利。在他小的時候,人們一直對他隱瞞父親的職業。一八一三年十三歲時,他好像是在一個極其偶然的情況下知道了真相,從此不得不跟隨父親去格萊夫廣場參加死刑的執行。他曾想擺脫命運的擺布,可父親向他證明,這種努力是毫無用處的。(p.415~416)

亨利‧克萊芒結婚很早,十七歲時就娶了一個二十歲的姑娘。他為了承擔起家庭重擔,不管自已願不願意,也得遵從父親的教導。...(略)...亨利‧克萊芒與他的前輩們不同,雖然他一生中處決了一百一十一名犯人,但他從來也沒有表現出對這一職業的愛好。(p.416)

維吉妮‧勒費布林和丈夫克萊芒有三個孩子,其中兒子夭折了,只剩下兩個女兒。桑松家族將會就此絕後?遺傳的鏈條將會就此斷裂,並將這個家庭從下賤的職業中解脫出來嗎?(p.416)

事情的發展比我們想像的還要快。一八四O年父親去世時,亨利‧克萊芒因習性放蕩而威脅到家庭生活。他是個同性戀者,經常與一些不三不四的人鬼混。他還喜歡賭博,將自己的家產輸掉不少。面對妻子的斥責,他回答說因為幹那份令人厭惡的工作,他需要在其他方面得到補償。(p.416)

他與他父親和祖父一點兒都不像。《費加羅報》的一個記者喬治‧格里松這樣描寫他:

他是個胖子,頭刮得像拉伯雷僧侶一樣,下巴因每天塗抹舞、六次面霜而格外光亮。這是個對生活感到厭倦的紳士,喜歡繪畫,有教養,由於厭煩而學壞了。他拋棄了祖傳的醫療和醫藥營生,可又無法彌補一八三二年法令所造成的薪金損失。可是有必要為此發愁嗎?他父親生前的一些投資,可以定期給他帶來不菲的收入。這個男人為了娛樂消遣,只要手頭有錢就無所顧忌地花掉,當然他對自己的家人也毫不吝嗇,他自己的住處裝修的十分舒適,還給女兒們預備了一筆可觀的嫁妝。(p.416~417)

桑松的朝代,在悲劇中產生,卻在鬧劇中結束!(p.418)

亨利‧克萊芒的解職剛被公布,就來了一大幫競爭空位的人.....(p.418)

一八六二年,記者歐勒布樂茲編輯的桑松的《回憶錄》,由迪派─馬埃利出版社出版,在書店獲得了巨大成功,為桑松朝代的最後一個子孫帶來了三萬法郎的收入。亨利‧克萊芒於一八八九年去世,終年九十歲......一八八九年,正是法國大革命一個世紀以後!(p.418)

 

         大事紀         (p.419~420)

 

       參考書目        

*******分為以下幾個大類(下面還有條目)*****

Archives/檔案

Memoires de Sanson/桑松回憶錄

Approches biographiques/傳記研究

Paris Revolutionnaire/大革命時期的巴黎

La Guillotine/斷頭鍘

Prisons et prisonniers/監獄及囚犯

Le Tribunal revolutionnaire et la Terreur/革命法庭和恐怖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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